古代佛教与基督教的交涉

黔  人

　　景教的起源及入唐后情形
　　我国在唐朝时，国运昌隆，塞外民族及日本国民均纷纷赴长安侨居，或经商，或留学，或传教。由于太宗对外来宗教采取宽大政策，以及中国与中亚及印度等诸国的水陆交通方便的结果，火祅教、摩尼教、基督教（后称为景教）与回教等均先后在中国创立寺院。但如严格言之，这些外来宗教在正式传入中国以前，与当年佛教传入中国一般，已经盛行于西域各民族之间了。
　　公元5世纪初，有聂斯托里（Nestorius）与西里尔（Cyril）两人，曾为“基督之神人二性”之学说大起辩论，但涅斯托里被教会斥为异端，并遭放逐，他及其追随者们进入小亚细亚，450年时死于埃及。他的弟子们借助商业、行医在世间传教，逐渐进入今日伊拉克，再入波斯（今日伊朗）曾建立过独立的教会，公元536年（贞观九年），波斯人阿罗本将这一派基督教理论传入唐朝。其时太宗皇帝曾命房玄龄远迎于西郊，又由皇家出钱建寺延僧译经。这个景教教会先称波斯寺，后称大秦寺，什么时候起改称为“景教”呢？其说太多只好略去。景教以后受高宗、玄宗、德宗…….等诸帝之护持，可以知道它在今天的华北、西北一带有不少教堂，当然按中国人的习惯它只能还是称为“寺”。大家知道的唐武宗废佛，也给基督教带来相当大的打击，因为那时候的人民根本就不知道，基督教与佛教有什么不同。反正都是从西方（西域）来的胡人之教罢，迫害之下，景教徒纷纷逃入中亚，往汉族政治势力稍弱或根本达不到的地方求生存。等到了13世纪，蒙古人建立元朝，景教又再度传进中国，这次除了跟商人传进，大概不少西往的军人回国也都成了传教的主力。那时候的长江以南，景教也称为“也里可温教”。稍晚，进入明朝，当时的基督教又因为与蒙古上层的关系而被冷遇，结果归于不传。
　　 景教经典及遗物中的佛教色彩
　　 景教在唐代之传道将近200年，由于唐代是佛教鼎盛时期，几乎成为主流意识，结果所有来自西域的宗教都会以佛教的尺度来衡量，也都要在不同程度上依附佛教的义理，那怕牵强附会也要用佛教名相来解释说明其它的“胡人宗教”，这种情况下，景教经典中掺入了不少的佛教影响。
　　 本世纪初，在敦煌石室曾发现了《序听迷诗所经》、《一神论》、《宣元至本经》、《大圣通真归法赞》、《三威蒙度赞》、《志玄安乐经》、《宣元本经》、《尊经》等八部景教经典，其中《宣元至本经》和《大圣通员归法赞》两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由日人小岛靖氏及佐伯好郎博士发表，公诸于世。原本已失，仅存照片。
　　 景教经典中有浓厚的佛教或道教色彩，例如看《序听迷诗所经》与《志玄安乐经》两经。前者属于景教经典中最古老的，应该成书于景教入唐后不久。由于可以揣想，当初只是社会下层的或商人或信教者携其入华，又与地方上下层百姓有紧密联系，其记载方式显然多受地域影响，以至今天看来如同天书，语其晦涩，几不可解。经之内容系叙说弥赛亚（耶稣）讲说天尊耶和华之法，以及从新旧两约圣经请说基督教教义与弥赛亚一代记。然而，在经中却出现了不少“诸佛”、“佛”、“恶业恶报”、“受戒”……等佛教用语。其它的还有“诸佛及非人平章天阿罗汉”、“谁报佛慈恩”、“如有恶业众生堕落恶道”、“受戒人”等等。
　　 我们今天来看，大致可以寻出其中的基督教与佛教用语的对应关系：“佛”是指基督教的神，“诸佛”多半用来指“圣灵”、“天使”等。“恶业恶报”，大概不会是佛教中的karma（业）或与之相关的“轮回”等等，而仅仅那作恶有罪的人，不信基督的人会堕落于恶道地狱。所谓的“受戒”，无疑在指“受洗”。关于“序经”中的佛教用语，应该是那个时代的基督教传教者借用佛教用语，意在解释景教教义。一种宗教初传进来，其自身特质并不能马上被理解，因此景教的一神论思想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而同佛教的多神论或无神论相安无事。 
　　 其次，我们知道《志玄安乐经》的译者是自波斯来的叫景净的教士所述，那正好是公元七八世纪之交。该经的内容是身为弥赛亚之耶稣答复一个叫“岑稳僧伽”的人（大约应指“彼得”这个词），其中问答之间，讲论了达于安乐道之胜法。然而，本经之首尾两处系属于佛教净土三部经的说法形式，即是同于释迦被围绕于弟子们一问一答的样式。但是，《志》经中又出现着“无所障碍”、“善根”、“善智识”等佛教思想。其中所说人间能诵读“志玄安乐经”，并非父祖所结之缘，而是过去所积善根引起的善事。这个过去的善根思想，显然与基督教教义正好相反。基督教正好是讲原罪。在《志》经中又说有种种观法如同佛教的《观无量寿经》的十种观法。据说，欲达胜道必须实行这些观法不可，人们应开始观想肉体衰残之苦以及与亲类离别之苦，以后再观想由盗、淫、酒而招的恶果云云。这些都可以看出当时的佛教观念流行，根本不会是基督教所讲的义理。
　　 现今留存下来的景教遗物，是我们猜测当时基督教流行状况的依据。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中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同时还有一些别的景教徒留下来的墓石及铁制的卍字十字架等。这些东西当然也是充满了佛教色彩，受佛教深刻影响的。
　　 例如莲花状的十字架。《大秦景教碑》上刻有莲台一座，但在上面却又刻有十字架一个。再者，华北、西北、江苏、福建等地所发见的景教徒墓石及大理石上，均雕刻有种种不同形式的莲花。这个莲花或莲花十字架，自第七八世纪开始至十三十四世纪为止，人受景教徒所爱，被用在各处。但景教徒到底系用何种意义解释莲花呢？在佛教中如众所知，莲花被借用来譬作绝对不可思议之妙法，而又是清净的象征。再者，莲花对于净土宗，实有如十字架在基督教中的重要地位一般，只要一研究“华座观”便知其原因了。然而，对于景教徒，莲花决不是“法”，因为在莲花上尚置有十字架之故。他们也许将莲花比作活着的基督徒？或是用作中国人所说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意义？ 
　　 还有一件事，上世纪中，在黄河河套地区，曾发现了一千三百个以上的铜制卍字十字架，其中好多十字架正中，竟刻有佛教的卍字。据专门研究景教的日本学者佐伯好郎博士说，这是景教徒所佩带的“护符”，这是受了佛教影响的结果。这样说当然也不会有什么错误。但极有可能蒙古人远征中亚和欧洲之时，从那里带回了卍字也说不定。卍字的象征意义似乎是很早很早的事，当初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河流域时似乎已经有了这种宗教符号。会不会是在更远古的时候，在佛教还没有流行以前就传至小亚细亚和欧洲的呢？
　　 依据以上这样一些例证，我们想，景教之所以在古代尤其在唐朝采用了佛教的形式，不外乎以下几种原因：首先，景教传教士（似乎应该叫景教僧人才对）曾协助印僧译胡本《六波罗密经》；第二，鉴于唐朝佛教的压倒性主流地位，新年从外来的景教要借势而不能不比附佛教；第三，一种新思想本来不容易被正确理解，不得不接受本土文化的改造。景教传来时，当时是佛教的天下。从僧人到士大夫，从皇家到民间，人们都只知有佛，不知有耶稣。又都是从西方来的东西。有意无意地，佛教与基督教两方面都忽视根本的差异。
　　 由于古代景教和佛教在有些侧面的接近，因此在国外学界有这么一种说法，认为净土一宗很受了些基督教的影响。美国芝加哥大学宗教比较学教授Dr. Pierce Beaver 曾于数年前在参加“基督教日本宗教研究社”（The Christian Center For Study of Japanese Religions）所主办的一个宗教学术座谈会上提问。被咨询的是佛教大学教授。这位Beaver教授问道：基督教与佛教净土宗同为依赖他力之信仰，耶稣基督和阿弥陀佛都能替人赎罪救人，两者之间的异同如何，应如何估价其间相似之处。 
　　 我们知道，救赎思想同时发生在两千年前的东方世界。基督教和佛教净土宗都强调人难以自救，惟需依赖从外界而来的他力才行，简而言之，只有耶稣基督或阿弥陀佛才能救这些末世罪业深重的众生。
　　 基督教在古代欧洲的传播主要得益于使徒保罗，耶稣的门徒中有好几对是在东方传教的。但他们到过印度没有，甚难断定，印度人说那个叫圣多玛的使徒在印度传过教，是印度基督教教最早的传人。净土宗自身最先成立于印度，这没有问题，但我们很难断定它发端的时期。可以认为在公元后１世纪已经有了大乘的净土思想，杂阿含经中似乎就已经有了痕迹。不过西方学者有认为净土宗是公元4世纪以后的事。为什幺这么晚？他们是希望将净土思想断在龙树菩萨的生期又后。现在我们知道，也许龙树是最早提到净土宗教的印度人。龙树生于二三世纪之间的百年（150-250），其《十住毘婆沙论》中第五卷第九品说〈易行品〉，将佛教分成“难行道”与“易行道”二者，略说净土阿弥陀信仰：“若人念我，称名自归，即入必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净土信仰在印土影响并不算大，只是在中国才形成了专门称颂阿弥陀佛的净土一宗。净土的祖师我们通常认为就是慧远（336-416）、昙鸾（476-542）、道绰（562-645）及善导（613-681）等。其中除慧远早年在北方生活学习，中年以后移锡庐山净土外，其余几位弘传净土的地方都不出北中国。尤其善导，唐时活跃于长安，其所居处距离长安景教大秦寺不远。西人有认为他一定知道景教。我们看来，要说善导受基督教景教影响未免太过牵强，应属不经之论。
　　 基督教据圣经中所载，与净土宗所说有相近处，例如人人都是罪人，人不能自己救自己，惟有依赖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牺牲。马丁路德提出“因信称义”，意为俗世之人所行的功德及自我苦行都被否认，在上帝前简直无从提起，除了依赖救恩，依靠上帝，通过基督十字架，救赎才有可能。相对而言，佛教中虽然讲他力成佛，讲他力救助，但对自身的努力还是肯定的。最常见的是说佛渡有缘人，什么人有缘，修善积德的人才是有缘人。因此佛教并不会讲绝对的信赖他力，还是要讲自身修持的。 
　　 我们的问题是：释迦牟尼佛一生主张自力修行，以期证悟苦集灭道的真理，直到最后他才不得已入于涅盘。他的证悟道路说明他并不主张他力获救的解脱之道，为什么在印度，在他入灭以后二三百年便就产生了他力拯救的主张和道路呢？除了从人类的宗教心理深层去寻求原因，会不会这里也有同样来自东方的基督教的影响呢？也许，这属于永远只能揣想的问题。
　　 上一世纪末，日本佛教界中有过热闹的讨论。有佛教学者主张阿弥陀佛属于印度神话，这种神话的产生，在古代印度，很可能是受外界之宗教或哲学所影响才出现的。我们想这应该是借批判佛教的浪潮余势而提出重新廓清佛教发展源流的一种主张。净土信仰同早期基督教有无关系实在不好说。但早期在中国的景教深受佛教影响，借佛教的声势而流行民间已经是确凿的事实了。从本文的叙述绝对引不出佛教与基督教之间谁优谁劣的结论，本文只是想说明一个文化传播史上的有趣现象。当一种文化处于弱势地位时，它会想方设法地寻求与强势的主流文化的共同处，为了迎合后者，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本质的核心的观念。另一方面，一当原先的弱势文化在民众中取得一定的地位，有了立足存身之处时，其中的精英就会出来努力要澄清原先的误解，但是回到原点已经不可能。于是辩解也罢，论证也罢，便都成为了理论发展的契机。就唐代的景教而言，很不幸，它没有等到时来运转，便同佛教一道遭受了沉重的政治打击。结果当佛教很快复活时，景教却再也无能归来。
　　（撰于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