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教文化 | 2005年第2期 (总第76期)第27页 |
心灵的故事
河合隼雄
“死亡的意义需要一生的探索”，当我读至这里，我怯懦的羞愧心理荡然无存…… 我年仅四岁时，死了弟弟。当人们抬走他的棺柩时，我大声哭着扑了上去。我声嘶力竭地喊道：“不要扔掉它！”
弟弟的夭折，使我母亲极为悲痛。她整日泪流不止，诵经不断。我当时一定也是极为悲伤地立于母亲之侧。我长大后，母亲仍多次提及此事，这故事听得多了，我便形成了自己的记忆。但后来记忆中的情景，我想是我自己塑造的。由于儿童时期的此一经历，在我成长过程中，佛教和诵经似乎总能引起我内心对死亡的不安与焦虑。那种对死亡的恐惧至今还宛然在目。
记得我弟弟去世后好多年，我常屏住呼吸，闭上双眼，心里想着死亡就是这样吧：或者你已失去所有知觉，什么也不知道了。这些恐怖的想法使我惶惑不已。
父亲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喜爱禅宗的格言是“日日是好日”；另一句格言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我父亲不止一次地向我讲述达摩祖师面壁九年的故事，我对达摩敬佩不已，我想他一定开悟了，因为他不惧死亡，而我却时时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中。我渐渐长大了，虽然尚不知禅宗的真谛，但却期望着能达到觉悟的境界。这对我太重要、太有吸引力了，因为我认为开悟就可以让所有的焦虑和恐惧瞬间烟消云散。
我长成翩翩少年时，正逢二战爆发。日本军事力日渐强盛，学校里每日灌输的就是“好男儿志在沙场，为国捐躯”。虽然都市中知识阶层多反对这种理念，但在我们的农村，这种想法却能大行其道。非常糟糕的是，我怕死的念头一点也没有减轻。我不想死，也厌恶杀人，因此从没想过要去参军。一个彻头彻尾的孬种，我不敢向别人坦承我的想法：对不起，我怕死，我不敢当兵。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目睹了我的初中同窗好友们立下为国捐躯的誓言，毅然踏进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我没有这种报国的愿望，更为自己的软弱困惑不已。终于，我写了封信给我大哥，他当时在医学院读书：“大哥，我该怎么做才好呢？我怕死不想当兵，为此我羞愧万分。我知道你和父亲都是学医的，对死亡已经觉悟。我不喜欢医学，但我想报考医学院，你们对此有何看法？”
我大哥立即给我回信：“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种天性，你无需为此感到羞愧。尽忠报国不限于投笔从戎。只要从事你喜欢的工作，你就可以对国家有所贡献。如果你学医，你可以理解身体的消亡，但你仍无法理解死亡对人的意义。要理解这一点，可能要花费一生的时间。就此而言，学一样东西与学另一样东西不会有多大区别。对于死亡，我和父亲都还谈不上什么开悟。所以，不要担心，你在从事你喜欢的工作的同时，可以慢慢对此再予以思考。”
这封信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父亲和我都还谈不上什么开悟”。原来，即便是父亲这么一个显得意志坚强、无所畏惧的人，都还没有开悟。当我读到死亡的意义需要一生的探索时，我怯懦的羞愧心理荡然无存。哥哥在信中谈到的恐惧问题，也是事实，即使在这样的年纪，在未开悟之前，我依然怕死。自始至终，关于死亡的问题一直伴随着我。
最终，与佛教的接触不期而至，而地点却是在美国。为了与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东方宗教相遇，我竟不得不游学西方,先是美国，后是瑞士。我随后谈到的十牛图和曼荼罗(Mandala)都是我第一次到美国后，我的第一个心理分析师马温.斯皮格曼博士(Dr. Marrvin Spiegeman)介绍给我的，我对这些很着迷，但坦白说，我也觉得它们很可疑，或者至少有些神秘。
向往西方世界使我把日本的东西看成是非理性的，它们像是要把我拖入黑暗之中，而我则祈祷着阳光照亮我的生活…… 我十七岁时，日本战败。战后我才日渐明白，我们过去所受的那种教育是多么的愚昧可笑。于是，我完全接受了西方的理性主义。此外，我还对日本的神话持有强烈的偏见，我几乎排斥日本所有的东西，热爱西方所有的成就，对其文学、艺术更是顶礼膜拜。我把日本的东西看成是非理性的，它们像是要把我拖入黑暗之中，而我则祈祷着阳光照亮我的生活。
我认为要使日本从战败中解脱出来，最重要的是要学习现代西方的理性主义，要学习科学，因此，我在大学主修数学，并担任中学的数学教师。我对科学崇拜不已，认为其无所不能。从这种观点出发，我鄙视佛教教条，认为它不值一闻。 当时，的确有许多热血青年在作理性的思考，许多人对唯物主义感兴趣并成了共产主义者。我有一种预感：科学主义是有蒙骗性的。我很幸运一直抱持这种预感，而当时的知识分子却总带有不同程度的唯物主义色彩，似乎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 我竭力投身于教育，视之为终生事业。慢慢地，越来越多的学生来找我谈他们的心理问题。为了更详尽地回答他们，我进入了京都大学，攻读临床心理学的研究生课程。当时这门课程在日本还没有合适的教材和教师。即使如此，我还是尽我所能地研习临床心理学。在教学中，我将注意力从数学转移到心理咨询上来。最终，我辞掉了中学数学教员的职位，将更多的时间用来研习临床心理，并开始在京都大学讲授这门课程。最终我还是觉得应该到美国去深造。
我很幸运地通过了富布赖特奖学金的考试，于1959年成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研究生，开始了对临床心理学的认真钻研。在洛杉矶分校学习罗夏氏投射测验(Rorschach)相关技术时，我遇到了布鲁诺·克洛夫博士(Dr. Bruno Klopfer)，他是一名荣格心理分析师。从那时起，我开始被荣格的观点吸引，并开始迈入荣格心理分析的大门。到美国前，我对荣格所知甚少，也从未想过要研习他的理论。
我从事荣格心理分析纯属偶然。一次我梦见我拾到许多匈牙利硬币，这些硬币上都刻印着一位老道人的图像…… 开始作心理分析时，斯皮格曼博士说要作梦的分析。我感到非常惊异，并且马上提出异议：我不能相信这种非理性的东西。我告诉他，我不远万里到美国，要学的是西方的理性主义，哪能相信这种梦中儿戏？他反问道：“你分析过你的梦境吗？你想过它们的含义吗？” “没有，”我回答。 “你没分析过它就否定、排斥它，这种态度科学吗？”
我想他这么说也有道理，所以虽然满腹狐疑，我决定还是先试一下，便答应了记梦。我的第一个梦十分奇特，我毫不了解它的涵义，但有意思的是：我的这个梦有一条故事主线。我梦见拾到的许多匈牙利硬币上都铸着一位老道人的图像。由联想来看，我梦中的匈牙利对我而言，是一座沟通东、西方的桥梁。我的心理分析师说，分析我的梦境，知道我终将能够领会东、西方关系的重要价值。我后来的生活证实了分析师的预言。
有了这第一个梦后，其它有意义的梦接踵而至，虽然我深深为这些梦所吸引，但仍然抱怨其本质不科学，我对荣格心理学的神秘主义是不满的。幸运的是，我的心理分析师对我并不懊恼。他每讲一节，都坦诚地与我争辩，透过这些交锋，我逐渐明白了荣格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也逐渐接受了这个心理学流派。
也正是在洛杉矶学习期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重新与佛教有了接触。在一次心理分析讲授过程中，一位心理分析师向我展示了禅宗传统中的十牛图。作为东方人，我对这源于东方的图画一无所知，真是十分丢人。如前所述，由于父亲的影响，我对禅宗的态度，比对其它几种佛教宗派要温和一些，尤其是在我对顿悟产生强烈兴趣后，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我对禅宗的兴趣日益浓厚。我阅读了荣格为铃木写的《佛教禅宗导论》序言（英文版），大为赞叹。就这样，我慢慢地走近了禅宗。我觉得禅宗虽然言之有理，但其境界高不可攀，也许有人能够开悟，但非我辈能及，也从未想过禅宗还能提升我作心理分析的能力。 当你走近一个人，即使是一位伟人之时，你也会看到他的阴影。在日本有时你会看到或听说一位“禅宗大德”，但后来你会发现，即便他开了悟，他自私的一面却仍然一如既往，这让你迷惑不已。其实这种情形并非禅宗独有，在心理治疗中也是司空见惯：不管你接受了多少心理分析，你的本性可能还是没有改变。
在洛杉矶完成一年半的学习后，我回到日本，进而又到了苏黎世，在荣格研究院学习。因我曾作过心理分析，所以一到苏黎世，我便开始进行梦的分析。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又恢复了与我故土文化的接触。例如，我的兴趣开始转向久违的日本古典文学。同时，我也开始阅读日本童话、传记和神话作品，这些都帮我重新找回了自己的根。
由于我对所有日本味的东西都曾极为排斥，因而，当我透过梦的分析发现日本神话对我有重大意义时，我震惊不已。梦的信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重复着，使我对此的体会日益深刻。正如我的心理分析师梅尔(C. A. Meier)所言：“当一个日本人在寻根时，追溯到了日本神话，这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吗？”因此最终我只得转而研究日本神话。
在荣格研究院学习不久，我与弗朗兹博士(Dr. Marie-Louise von Franz)作了一次非正式的交谈。她可能早已对我产生了兴趣，因为我是该学院第一个日本学生。或许她想要激励我，她开玩笑地说：你大老远跑来，听我们每天都喋喋不休，谈的都是潜意识，会不会感到惊讶？ 我答道：我对与潜意识有关的问题并不感到吃惊。到这里之前，我对它就已经比较熟悉了，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西方的意识。弗朗兹博士看来理解了我的意思。是吗？她高兴地笑道。实际上游学欧美，文化差异给了我很大的冲击。西方的自我，是自主独立的，似乎“自我”与它以外的一切都断然分开。这对一个日本人而言，是很不舒服的。日本人注重的是整体性，强调的是与他人和外在的一切之联系，日本人的自我发展并不割断与外在的联系。如果你对这种区别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那么你会在日常的交谈中产生误解，或是在人际关系的基本感觉上产生偏差。抽象而言，西方的自我有强烈的分割性，它把事物分成一个个互不相干的组成部分。反之，日本文化中的自我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它“承纳”而不是“分割”一切。
一次与西方意识不经意的交锋，对我日后成为一名荣格心理分析师产生了重要影响。荣格研究院毕业的答辩考试所涉颇广。当时，一位考官要我举出一些象征着“自性”的符号。我当时应该回答“曼荼罗”或其它类似的标准答案。可那时候，从我心底升起的一句谚语是“草木国土悉皆成佛”，我便立刻答道：“一切事物”。随后，答辩就成了激烈的争论。事后，如我所料，那位考官说我缺乏分析心理学的基本知识。虽然此后有许多麻烦，我终于还是通过了证书考试。
回想起我当时如何回答问题，以及随后如何艰难地为自己的观点争辩时，我觉得其中有许多背景因素。我想其中之一是日本佛教对森罗万象的重视。当然，争辩时我并没有想起这一词语。严格地说，按这种佛教观点，我所断言的“一切事物”极有可能就是自性本身。并没有一个关于自性的象征，只有自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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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合隼雄被称作日本的荣格。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曾经这样形容河合隼雄先生说：“面对面谈着各种事情时，头脑里却感觉到好象痒痒的逐渐放松似的不可思议的温柔。”当时村上正埋头写《发条鸟年代记》，“所有的东西都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处于一种无法简单分清楚的状态。”河合隼雄先生，出生于1928年，比村上大20岁，是位临床心理师，也是日本第一位取得荣格派心理分析师称号的人。河合教授1952年毕业于京都大学理学部，之后任该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学部长，曾任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所长。由于他在心理学和日本文化论方面的成就，1998年获得朝日奖，2000年获得文化功劳奖，2001年9月起任文部科学省顾问，2002年成为文化厅长官。
本文编译者刘波联系地址：陕西省安康市文昌路地质大队家属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