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游真境欲忘筌

——宋金时期北石窟寺的游人

刘治立

　　旅游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经济、文化现象，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本身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无一不展示着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思维习惯、传统习俗等。无论是放情于山水，还是沉溺于宗教，无论是宦游，还是仙游、玄游，甚至是巡游，在留下的大量游记、散文诗歌中，都可以发现古人的旅游情怀。这些好游之人无论是抱负远大，还是智善德高，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社会活动，都表明了人们通过旅行，向大自然和社会进行探索，不但求得生存，还逐步求得发展。一些宗教圣地对宗教信徒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同时宗教圣地由于其历史、建筑、文化内涵等原因，对一般游客的吸引力也很大。北石窟寺地处陇东腹地，处于丝绸之路的东段要道上，许多中外信徒都会在此礼佛观像的，使得北石窟寺的旅游文化显得格外丰富多彩。
　　宋金时期的庆阳北石窟寺逐渐失去了唐朝时期的辉煌，其宗教功能大为削弱，发愿造像的信徒不多，凿窟造像艺术衰落，今日所见宋朝时期开凿的窟龛只有两个。但作为一座很有影响的历史名刹和重要的人文景观，仍然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在信仰功能淡化的同时，它的游览观赏价值却得到提高，成为文人雅士游览会友、附近黎民百姓集会以及开展各种民俗活动的场所。宋人在北石窟寺留下的碑刻和题记堪称各时代之冠，虽多属游人信手而写，但却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为我们进一步解读北石窟寺的历史乃至北宋时期陇东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一把宝贵的钥匙。
　　北石窟寺保留了丰富的宋人碑铭和题记有三十余方。从时间上看，最早的淳化三年(992年)，最晚的皇统丁卯年(1147)，多数游人题记出现在北宋中后期，反映出经济发展和环境稳定的社会背景下士大夫阶层的闲适和从容。从内容上看，除个别几条只书年号或甲子纪年、而没有游客姓名以外，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是修造佛像的记录，如第 32窟“淳化三年六月重修此寺”、第165窟明窗北壁罗汉旁阴刻“施主闻哼刊罗汉一尊”、“施主安国刊罗汉一尊”等。 
　　第二种是佛事以及由此引发的游寺活动的记录。《原州彭阳县石窟寺盂兰会记》中说，每年七月十五日，北石窟寺附近十社的民众都要共同营建道场，做千佛之供的大法会，而在这段时间来做佛事和游览的人“不止百千众”。其间石窟寺宇中摆放的器皿可谓精致、供晶可谓多矣，“列金垒、翻玉觥、罗真果于朱垒，敷甘瓜于绀盘”；到这里来的“不戒而乐从”的施主都虔诚地“施笋脯之饭，以广善因”，而其烧香礼佛的可谓虔敬，“或贯鱼骈头，炼香于前，或胡跪合掌，作礼于后。”人们虽然也礼佛，但他们较唐人更加理智，不象唐人动辄发愿开窟造像、追求西方极乐世界，其宗教信仰的成分褪色，“往来游人，其众如云”，游览玩赏的成分相应增加。
　　第三种是游人题记。宋代教育的发展使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超过汉唐。由于宋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之统治者推行优待土人的政策，为士大夫寄情山水、寻佛问道的优游生活提供了客观前提。游人们不惜笔墨描绘北石窟寺赏心悦目的景致：春天，但见“群山铺翠，万花争红，幽禽发声，清泉泻韵，山间佳趣，斯尽之矣”，如此美景激发了游人的诗兴，邑令高道华挥笔题诗“以为异日之记”：“水云深处藏何寺，石窟径纵几世传。我苦劫成名利役，暂游真境欲忘筌。”南宋建炎二年(1128)秋，“空同逸人”宋万年与僧俗友人欢聚寺内，乘酒兴写下了几首诗，其中一首写道：“奇工怪迹孰雕镌，闻说神灵造胜缘。高廓一龛开古佛，并包万象见西天。僧为早钵严前释，民是桃源洞里仙。何去空同为隐逸，此中真可老参禅。”这些饱含禅趣的诗作与苏东坡《跋李端叔诗卷》中“暂将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句辄参禅”有异曲同工之妙，准确地反映了宋代文人“寄至味于淡泊”的心境和意趣，说明在观赏石窟及周围山水时精神上得到一时的宁静。游人们放下现实生活中的喜忧，登上佛阁远眺，只见“暮雨初收，蒲川上草色连云，济花稀□□潇洒，景正当愁，思更□□”乡思国愁一齐涌上心头。人们礼佛的同时，也顺便欣赏前人题记，禁不住产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喟叹：“观赏前人题识，叹相远□数百年后，观此者当如中，可胜叹耶!”游人们走进石窟，很容易将历史的沧桑与人生的遭逢联系起来：“自解职彭阳，俄复四载，光阴易得，益使人兴叹，因笔以书”，本来要派遣郁结，消除愤懑，不料这里的人文景观又钩起了游人的忧愁。这类题记融情人景，情景结合，很能说明宋金文人骚客的微妙心态。
　　宋金时期游人到北石窟寺游览，往往是结伴而行。有的举家前来，如第165窟北侧阴刻“皇统甲子(1144)中社日郑彭寿携家来游，常皋赵正卿与焉。男彦申、彦平、彦文、彦岭、甥邦彦、时彦、侍海凝、海端同至。”有的是与朋友或僚属同来，如《原州彭阳县石窟寺盂兰会记》记载了彭阳县令高舜俞率巡检侍禁李德等僚属观稼时顺便造访石窟，另如“蒙勉功王持正周伯容赵蓬老以阜昌乙卯孟夏初九日，同游萍客宗林刊”。游客在此与好友不期而遇也是常有的事，如第37窟南壁内侧阴刻“邑宰原武郑耆老拉颖川赵直孺联辔观稼于石窟，邂逅武威安敦仁，遂成小酌，颇有清逸之兴，命笔以记岁月，男彦申侍行”；“成景光邂逅庆宁寺口师时大观庚寅(1110年)五月”。可见宋金时期的北石窟寺是朋友之间联络感情、增进交谊的重要场所。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游客不止一次到北石窟寺游览和会友，如赵蓬老于1128年与宋万年等聚饮后，又于1135年孟夏初九与蒙勉功等同游；李震在宣和甲辰(1124年)首夏二日与弟弟同游后，又于建炎三年(1129)与索安、王舜臣游石窟礼大像；郑耆老也曾两度来此观光，北石窟寺今存郑耆老于壬戌岁(1142年)中秋念七日与儿子彦申同游和郑彭寿皇统甲子(1144年)与子彦申兄弟以及诸外甥来游的两条题记，从出游的时间及与随行者(尤其是长子郑彦申)的关系，古人名与字的关联性来分析，我们可以推断出，郑耆老即郑彭寿。
　　宋金时期许多地方官到过北石窟寺，如县令高舜俞、彭阳令蔡安时、巡监柏信、邑令高道华、邑宰郑耆老、郡悴钱坚、县尉元沣、庆阳知府宋万年等。第165窟门内北壁阴刻“政和戊戌(1118年)夏五月甲辰，大帅种公统五路兵出廊延，郡悴钱坚迎谒境上，因率巡检祁谨、权邑淳于铎、县尉元沣、工曹范直方同过彭阳石窟寺，回中宋延年继至，相与留恋，抵暮而归。”种师道是北宋抗击西夏的名将，他曾于政和六年(1116)率领精兵在距离北石窟寺不远的地方修筑席苇平城(今镇原新城)，并击退西夏军队的侵袭，徽宗皇帝御赐“清夏城”。种师道的抗夏行动受到当地官民的拥戴，因此他两年后率兵经过彭阳时受到人们的欢迎，大家纷纷迎谒境上，以示对抗夏名将的尊重和支持。
　　宋徽宗信奉道教，政和元年曾经下令烧毁佛经，宣和元年诏改佛为大觉金仙，菩萨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尼为女德士，意在使佛教从道教之风。由于他们多数不是虔诚的信徒，所以佛教的变故并不影响他们的游兴，游人仍然不断，题记频频出现。大多数题记的作者都署上自己和同游的朋友们的姓名、郡望及官衔。来游玩的时间也多集中在春夏秋三个季节，尤其是传统节气日期间，如冬至、寒食、清明、中元、中秋等，冰雪封路的冬天较少有人前来观礼。从题记所反映的情况看，当时北石窟寺佛事很兴旺，常有人到这里投宿，如第85窟南壁墨书“……到此寺院住二宿”，第40窟内正壁佛龛内墨书“京兆口式民瞻干过比(此)投宿是寺’。可见这时北石窟寺寺院规模应当很大，可以接纳游方僧人或俗家信徒前来礼佛和暂居。
　　南宋时期陇东一带归金人统治，在宋金交替之际，使用哪个政权的年号是很敏感并且很值得关注的问题。早在金太宗天会八年 (1130年)十一月，“原州降。宋泾原路统制张中孚、知镇戎军李彦琦以众降”(《金史·太宗本纪》)，原州地归金朝管辖。此后的十多年间，游客题记仍然沿用南宋年号，第165窟门内北侧阴刻“绍兴庚申(1140年)三月末，蒙勉功缘宪檄经此。自解职彭阳，俄复四载。光阴易得，益使人兴叹。因笔以书。”这种兴叹固然有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意思，另一方面大概也有“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陆游诗句)的国愁家恨，从题记继续使用南宋年号就能反映这一点。宋金议和之后，陇东一带的归属问题已成定局，所以北石窟寺的题记也开始出现金朝年号，如第165窟门外北侧阴刻“皇统甲子(1144年)中春社日，郑彭寿携家来游……”；窟门南侧阴刻“客崔可宪书记一时诡异口圣像，叹灵迹之奇怪，命下校守义渠过宝岩瞻礼。皇统丁卯 (1147年)冬十月三日庞仲由。” 1147年以后直到金朝灭亡，八十多年间北石窟寺再也没有游人题记。金朝虽然一度限制佛教，但总体上还是提倡和保护佛教，陇东一带许多地方保留了金朝时期佛教活动的遗迹，如铸于金朝贞元四年(1156)的铜钟(现存宁县博物馆)和铸造于泰和元年(1201)的女贞文铁钟(现存庆城县博物馆)，而北石窟寺现存遗物中居然不见金朝时期僧俗活动的痕迹，这的确是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我们希望今后能找到新的资料帮助揭开这个令人悬想之谜。
　　作者简介：
　　刘治立(1965一)，河南洛阳人，陇东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