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佛经写本的流向

释觉明

　　以往认为佛教传人中国，在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六七年)，但现在学界与教界大都同意应提早一点，在纪元前两年，也就是汉元寿元年。其时有大月氏王的使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 (佛典)，但究为何经，已失传无闻。上一世纪末，中国佛教界在 1998年隆重纪念了佛教人华二千年，就是以此为据的。当代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依据《开元释教录》在他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指出：“东汉从明帝永平十年(公元 67年)到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 220年)，这154年间，译经者有十二人，译出佛经(包括佛教教律等一切著作)共292部，合395卷。”佛教经典在中国的大翻译、大传播在魏晋时期，直到南北朝。早期译出的佛经写本，大都已在内地散失。今天从敦煌和吐鲁番出土的古本写经中，尚可得见一斑。人们以往认为：佛教及其经典传人中国，自西而东，当然是由中亚至吐鲁番、敦煌，再到河西，然后人中原。其实，佛经东传，首先是到达当时的政治中心洛阳、长安，而后再回传河西、敦煌以至吐鲁番。这说明宗教的传播往往是以大城市为中心而跳跃式地发展的。
　　现存最早的佛经写本，是吐鲁番出土的西晋竺法护等人的译写经。大约1914年，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在新疆鄯善县的吐峪沟古寺窟遗址获得西晋元康六年 (296)写本《诸佛要集经》，其经尾有题记曰：
　　?元?康二年正月廿二日，月氏菩萨法护手执胡
　　?本，口?授聂承远，和上弟子沙门竺法首笔
　　令此经，布流十方，载佩弘化，速成正□。元康六年三月十八日写已。凡三万十三章，合一万九千五百九十六字。
　　此经既“口授聂承远”，当首译于洛阳，聂承远长期在长安或洛阳协助竺法护译经。元康元年 (291)八月其人还在洛阳。此经因此在元康二年(292)正月间在洛阳已译出，聂承远协助口授。到元康六年(296)又在酒泉由竺法首整理，并抄写“布流十方”。吐鲁番出土的此件，书法正规、颇带隶书体，人们相信是竺法首写出后携往西方至高昌郡的原本。
　　同时期的写本，还有《圣法印经》，为日本知恩寺传世经本中之一。经后题记曰：
　　“佛说圣法印经一卷元康四年十二月廿五日，月氏菩萨沙门昙法护于酒泉演出此经，弟子竺法首笔受。令此深法，普流十方，大乘常光。”
　　这是公元294年竺法护在酒泉译经的记录。竺法护，本名昙摩罗阉，西晋时代的译经大师，也是佛经传人中国、进行大批量译梵为汉的第一人。《高僧传》说他的祖上是月丈人，本姓支氏，世居敦煌。八岁出家，拜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一开始就每天诵经万言，而且过目不忘。又说西晋时内地虽有佛教的寺庙图像，但方等深经，还在葱岭以西。所以竺法护“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遂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诂训音义、字体，无不备识。遂大赍梵经，还归中夏，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所获《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竺法护对佛经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有着重要的贡献。我们现在明确知道他在敦煌译写的经典有两部，即太康五年(284)二月译出的《修行道地经》七卷和十月译出的《阿难越致遮经》三卷，这两部的助译者都是法护在敦煌的弟子法乘。而《贤劫》、《正法华》、《光赞》等大部分经典，则是在长安或洛阳译出的。由此看，西晋时的佛经翻译及传播中心在长安和洛阳。这两地之作为佛经译写中心，始于汉魏之时。东汉明帝时，沙门竺摩腾译出的《四十二章经》，原由秦景等人带至洛阳，竺摩腾将其译成汉文后，即藏于洛阳的兰台石室。汉桓帝时，安世高译出的三十四部四十卷经，也是在洛阳。其后，译经大师像支谶等人，时值汉末桓帝灵帝天下大乱，只好避难江南。支谦到了建康，于孙吴黄武(222-229)，建兴(252- 253)年间，译出佛经三十六部，康僧会也译出了《六度集经》。三国末年的朱士行在于阗所得的二十卷《放光经》，也是到晋武元康初、在陈留仓垣水南寺译出的。这些都说明，在佛经初传人华，在东汉、魏晋时，重要的佛经翻译重镇是中原的洛阳、长安和建康等地。
　　接下来是十六国时代。这一时期的译经，有些发生在河西一带。吐鲁番出土公元四世纪的佛经写本真晶，如吐峪沟出的前秦“甘露二年(360)正月廿七日沙门静志写记”的《维摩经义记》卷二，这是在《维摩诘经》基础上产生的《义记》，自魏晋以来，《维摩诘经》在中原地区已有多种译本，如孙吴支谦的二卷译本、西晋竺法护的二卷译本、还有竺叔兰的二卷译本、鸠摩罗什的三卷译本。一经四人异出，故后多有《维摩经义记》，乃在于贯通诸译本义理。在吐鲁番吐峪沟还出有“甘露元年 (359)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传写的《譬喻经》，此经也是来源于内地的译本，自汉魏以降，有安世高、竺法护、释法炬、求那毗地和康法遂等五种译本，而以法护所译最丰，名为《譬喻三百首经》，二十五卷，这是早译于内地，又逐渐传至酒泉，再西传至吐鲁番者。
　　十六国时期，内地战乱频仍，而河西地区自前凉至北凉，相对安定。特殊的历史背景，使以武威为中心的河西，成为新的译经基地。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此期佛经写本，多有当时从河西流入者。同样在吐鲁番的吐峪沟，曾有北凉写经《优婆塞戒卷七》出土，其卷尾题记说：“岁在丁卯夏四月廿三日，河西王世子抚军将军录尚书事、大沮渠兴国与诸优婆塞等五百余人，共于都城之内，请天竺法师昙摩谶，译此在家菩萨戒，至秋七月廿三日都讫，秦沙门道养笔受。愿此功德，令国祚无穷，将来之世，值遇弥勒……”
　　这清楚显示出《戒经》为北凉统治者的世子沮渠兴国在其都城凉州武威请昙摩谶译出。时为丁卯，北凉玄始十六年(247)，传至吐鲁番大约就在此后不久。再有后世传播甚广的《金光明经》，也中初译于北凉的一部大经，《出三藏记集》说此经乃“晋安帝时天竺沙门昙摩谶至西凉州，为伪……河西王大沮渠蒙逊译出”。
　　我们再看从南北朝至隋唐时内地写经向西域的流传。首先，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就有军事与经济的交往。如：北魏攻北凉，沮渠氏退守，西逃高昌时，曾从河西带去了一批写经。在北魏统一北方后，高昌独立建国，而敦煌则纳入北魏统治之下。在敦煌所出经卷中，也有不少译于内地而后流人敦煌者，藏于英伦的斯坦因 S．996号即北魏冯晋国施写的《杂阿毗昙心经》，其题记上说：“《杂阿毗昙心经》卷第六用纸十五张一校杂阿毗昙心者，法盛大士之所说，以法相理玄，籍浩博欢……名曰毗昙。是以使持节、侍中、驸马都尉、羽真太师、中书监领秘书事、车骑大将军、都督诸军事、启府洛州刺史、昌梨王冯晋国，仰感恩遇，撰写十一切经，一一经一千四百六十纸，用答皇施，愿皇帝陛下，太皇太后……大代太和三年岁次已未十月己巳廿八日丙申于洛州所书写成讫”大代太和三年是公元479年，“大代”是北魏的自称。北魏洛州的大批写经传到敦煌此为一例。除北魏写经外，无在江南的写经也有流人西域的。如出土于吐鲁番，现藏于德国国家图书馆的《妙法莲华经》，有萧道成题记，其残存文字曰：“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徐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郡开国公萧道成，普……”另有一件，题记完整：“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徐、兖、北徐、兖、青、冀六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南徐州刺史竟陵(郡)开国公萧道成普为一切敬造供养”萧道成篡宋建南齐政权、称齐高帝地479年，此经应为此前数年所写，以后颁赐而流人高昌。到了隋唐时代，由内地流人敦煌、吐鲁番以至库车的佛经仍然不少，唐朝宫廷中的经本也有传人敦煌。内地僧人的义学著述，也同样传敦煌、吐鲁番等地。
　　总结起来，我们可以说，佛教传人中国，佛经虽然从西域传来，但经典的翻译往往需要一定的经济与文化条件，这就决定了经典的译写只能发生在通都大邑，固然有在敦煌、吐鲁番这些邑镇中，但更会在中原和江南的政治与经济生活中心，如长安、洛阳以及建康等。佛经经本在这些地方翻译加工写定后，又再回传到河西、敦煌、吐鲁番。这一文化流向很像现今的大众媒体与文化，总是先在城市中流行开来，然后再向农村渗透。以我国为例，外国文化流行音乐什么的自然先是在大城市中译介出来，再向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流传。就是本土文化要想在全国流传，也是在城市中经过提炼和发挥，才由城市中心向四方传播开来。看一下，王洛宾对新疆及西北等地的民歌的整理和提炼不也是这样一个流程么。
　　其实，除了佛经的译介抄写，佛教就其物质文化形态言，也是这么一个先在城市中生根，然后在农村扩展的过程：佛寺的构建、佛窟的开凿、佛像的塑造莫不如此。例如敦煌莫高窟、张掖马蹄寺、永靖炳灵寺的佛像浮雕、壁画绘像、满铺的彩绘极乐世界，天王菩萨们的造型、服饰等，在我们看来，也都是当时城镇中的艺术家们创造的。这里补充一句，这些艺术家说到底也来自农村乡间，但他们的从师学艺，他们的实践，他们的成名，只能与城市和城市中的皇亲贵戚的宗教奉献联系起来。一句话，从印度到西域，再到东上，丝绸之路上的城镇就像项链上的珍珠宝石。使佛教文化灿烂辉煌的，无论译经，还是起寺、造塔，营像都先发生在各大城市中间。佛教的传播大方向是自西而东，而中国化佛教的产生与发展是以城镇的经济与文化生活为酵母和精神依托的，尽管广大的农村群众是它的信仰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