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的文学价值

净 名

　　我们知道《洛阳伽蓝记》可以看作一部地理史志，因为它记录了特定时间与空间的文化现象。北魏时的杨玄之在写作此书时，他是以当时首都洛阳城中名寺的兴废沿革为主线来处理这种地理描述的，起干城内，继而城东，城南、城西、城北，依其方位逐一记载各个位置上的佛寺兴衰始末。其记叙中间也就穿插了历史事迹、风土人情、传闻典故．灵异故事等。其所涉及者白北魏宣武帝以后的皇室，到宗藩废立、权臣专横，宦官恣肆、艺文古迹，以及民间怪异、外夷风俗等全都记叙搜罗，因之这是一部特殊的佛教地理志或历史志作品，它还含有笔记的性质，成为正统史书的补充。明代就有人发现了此书的文学价值，例如，明毛晋绿君亭本《洛阳伽蓝记跋》说这部书：“铺扬佛宇，而因及人文。著撰园林歌舞鬼神奇怪兴亡之异，以寓其褒讥，又非徒以记云：“魏自太和十七年作都洛阳，一时笃崇佛法，刹庙甲于天下。及永熙之乱，城郎邱墟。武定五年，玄之行役洛阳，感念废兴。因捃拾旧闻，追叙古迹，以成是书……各署其新旧之名，以提纲领，体例绝为明晰。其文浓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这里所赞扬的是《伽蓝记》中的文字，认为其清丽典雅，颇具文学价值。现代人则认为如果我们要理清中国小说史的发展，就不能轻视《洛阳伽蓝记》，因为它实在是魏晋《搜神》、《志怪》、《世说新语》一类的小说向唐宋传奇小说发展的过渡。
　　从文学角度看，《洛阳伽蓝记》中所记叙者实在可以分为志怪、志人、志史、志俗四大类。描写记录神怪及灵验的故事，便称“志怪”，侧重人物趣味者为“志人”，以历史事件为主的属“志史”，记载民间社会风俗的为“志俗”。
　　先说志怪。《洛阳伽蓝记》保存了大量的神怪故事，以后《太平广泛》等书也对此有所辑录。譬如在“昭仪尼寺”一条下有两则异闻：其一，“佛堂前生桑树一株，直上五尺，枝条横绕，柯叶傍布，形如羽盖。复高五尺，又然。凡为五重。每重叶椹各异，京师道俗谓之神桑。观者戍市，施者甚众。帝闻而恶之，以为惑众，命给事中黄门侍郎元纪伐杀之。共日云雾晦冥，下斧之处，血流至地，见者莫不悲泣。”其二，“(段晖宅)地下常闻钟声。时见五色光明，照于堂宇。晖甚异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躯，可高三尺。并有二菩萨，跌上铭云：‘晋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书监荀勖造’。晖遂舍宅为光明寺。时人咸云此苟勖旧宅。其后，盗者欲窃此像，像与菩萨合声喝贼，盗者惊怖，应即殒倒。众僧闻像叫声，遂来捉得贼。”
　　又“修梵寺”一条记：“邢鸾家常掘得丹砂及钱数十万，铭云：‘董太师之物。’后梦卓夜中随鸾索此物，鸾不与之，经年，鸾遂卒矣。”
　　此外，“大统寺”丈汜：“时虎贡骆子渊者，自云洛阳人。昔孝昌年，戍在彭城。其同营人樊元宝得假还京，子渊附书一封，令达其家，云：宅在灵台南，近洛河，卿但是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宝如其言，至灵台南，厂无人家可间，徙倚欲去。忽见一老翁来问：从何而来，仿徨于此?元宝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儿也。取书，引元宝入。遂见馆阁崇宽，屋宇佳丽。坐，命婢取酒。须臾，见婢抱一死小儿而过。元宝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红，香美异常。兼设珍羞，海陆具备。饮讫辞还，老翁送元宝出，云：后会难期。以为凄恨，别甚殷勤。老翁还入，元宝不复见其门巷。但见高崖对水，绿波东倾。唯见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饮酒，是其血也。及还彭城，子渊已失矣。元宝与子渊同戌三年，不知足洛水之神也。此外，又还有“法云寺”条下所汜的孤魅故事，“自马寺”经函时时放光明，“宣忠寺”元徽投寇祖仁家遇害的免报，“平等寺”佛出汗的故事等。这些故事或长或短，但部紧凑精简、怪骇动人，或铺徘情节，且有叙述对活。叙述手法多变，其不在六朝志怪小说之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将六朝志怪小说分为“文士之传神怪”，“释家之明因果”，而杨玄之此书，同时存在因果、灵验、报应、神狐等素材，兼有传神怪明因果双重趣味，又皆非杨玄之刻意所为，但保有六朝小说“乃篡缉芥子，非由自造”的特色。
　　其次说志人，亦即人物风情的描述。六朝本有清谈放达，品评人物，藻鉴人伦的风气，流风所及自然影响小说。这些品评文字当中已然流露儒、道、阴阳的思想，并以其衡量人物的言语、风度及品格名声。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刘义庆《世说新语》等等，部属这样的文字风格。《洛阳伽蓝记》也是如此，其卷二“龙华寺”写寿阳公主一段，何等清新生动：“明帝拜综太尉公，封丹阳王。永安年中，尚庄帝姊寿阳公主，字菖犁。公室容色美丽，综甚敬之，与公主语，常自称下官。授齐州刺史，加开府。及京师倾覆，综弃州北走。时尔朱世隆专权，遣取公壬至洛阳，世隆逼之。公王骂日：‘胡狗，敢辱天王女乎?我宁受剑而死，不为逆胡所污。’世隆怒之，遂缢杀之。”这是从侧面借对活等来显示公主贞洁刚烈的性格。
　　再如“平等寺”汜庄帝的刚直圣明。其一段云：“初，世隆北叛，庄帝遣安东将军史仵龙、平北将军杨文义，各领兵三千守太行岭，侍中源子恭镇河内。及尔朱兆马首南向，仵龙、文义等率众先降。子恭见仵龙、文义等降，亦望风溃散。兆遂乘牲逐北，直人京师，兵及阙下，矢流王室。至是论功；仵龙、文义各封一千户。广陵王日：‘仵龙、文义，十王有勋，于国无功。’竞不许。时人称帝刚直。”在这段文字中，杨玄之以故事前后为对比，显出义与不义之间的原则。此外，为人物之类异者如“高阳王寺”有“(苟子文)年卜三，幼而聪辨，神情卓异，虽黄豌、文举，无以加之。正光初，广宗，潘崇和讲《吕氏春秋》于城东昭义里，子文摄齐北面，就和受道。时赵郡李才问子文曰：‘苟生住在何处?’子文对日：‘仆住在中甘里。’……以此讥之。子文对曰：‘国阳胜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涧，伊洛峥嵘。语其旧事，灵台《石经》。招提之美，报德、景明。当世富贵，高阳、广平。四方风浴，万国千城。若论人物，有我无卿。’才无以对之。和曰：‘汝颖之士利如锥，燕赵之士钝如锤。信虚言。’举学皆笑焉。”这段文字的手法像是《世说新语》，先评价人物，像是绐个定位，证明其聪慧能辨。杨玄之也写虚构的传闻，譬如“建阳里”中的赵逸是这样记载的：“时有隐土赵逸，云是晋武时人，晋朝旧事，多所记录。……汝南乇闻而异之，拜为义父。因而问：‘何所服饵，以致长年?’逸云：‘吾不闲养生，自然长寿。郭璞尝为吾筮云，寿年五百岁。今始馀半。’帝给步挽车一乘，游十市里。所经之处，多记旧迹，三年以后遁去，莫知所在。”
　　《洛阳伽蓝汜》中充满人物趣味，或官场中人，或市井小名，或文土，或贵族，或异人，或高土，或雅人，或小人，凡所汜人物极富《世说>>与《人物志》之趣味。譬如“法云寺”记元或一段：“或博通典籍，辨慧清恬，凤仪详审，容止可观。至三元肇庆，万国奇珍，金蝉曜首，宝玉鸣腰，负荷执笏，逶迤复道。观者忘返，莫不叹服。或性爱林泉，又重宾客。至于春风扇畅，花树如锦，晨负南馆，夜游后园，僚婇成群，俊民满席，丝桐发响，羽觞流行，诗赋并陈，清言乍起，莫不饮其玄奥，忘其褊郄焉。是以入室者谓登仙也。”荆州秀才张裴裳为五言，有清拔之句云：“异林花共色，别树鸟同声。”或以蛟尼锦赐之，亦有得绯细绯绫者。唯河东裴于明为诗下工，罚酒一石。于明八斗而醉眼，时人譬之山涛。及尔朱兆人京师，或为乱兵所害，朝野痛惜焉。
　　这段文字写人物仪态，风流如仙，与《世说》旨趣相类。因此，《洛阳伽蓝记》中的人物素材，可谓北朝的《世说新语》。
　　第三，《伽蓝记》的志史功能。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于神话传说外，更录汉志丛谈、箴规。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小说除了神怪传说外，与史传故事息息相关。所不同的是，小说重奇异，史传重事实，而杨玄之志史的文字则兼有两种趣味。
　　杨玄之笔下的历史，有些信而有征，载之史籍；有些未见于史籍，可补史传之不足；有些甽添加趣味，演义寓旨；有些更是夸饰渲染强化历史民族意识。杨玄之的志史文字彳；仪具文学趣味、也富有史识史评。譬如《魏书》卷十一载：“正光二年，正常诗，领给事黄门侍郎，帝以元义擅权，遂称疾不起。入之，固托音病。”同样一段历史，杨么之在“平等寺”记言：“恭是庄帝从父兄也。正光十，为黄门侍郎，见元义秉权，政归近习，遂佯哑不语，不预世事。永安中，巡于上洛山巾，州剌史泉企执而送之。庄帝疑恭奸诈，夜遣人盗掠衣物，复拔刀钊欲杀之。恭张口以手指舌，竞乃不言。庄帝信其真患，放令归第。”
　　从时间的记载上来说，史称“正光二年”，畅玄之“正光中”，或许不够精确。但从内容来看，杨玄之这段描写，显然比《魏书》洋实精彩。此外，杨玄之在志史的过程中除生动描绘，还附以史评。如“永宁寺”中言及永安三年，尔朱兆囚庄帝子寺一段，杨玄之在叙该事件始末之后，加上他的评价“玄之日：昔光武受命，冰桥宜凝干滹水；昭烈中起，的卢踊于泥沟。皆理台于天，神抵所福，故能功济宇宙，大庇生民。若兆者，蜂目豺声，行穷枭獍，阻兵安忍，贼害君亲。皇灵有知，鉴其凶德……”尔朱氏之乱一段历史，杨玄之在“永宁寺”中极力描写，绘声绘影，使尔朱氏专擅祸国之态生动地呈露，本已极尽志史能事，又附以赞笔，义正词严，婉如太史公再世，这正是杨玄之志史文字介乎史传与小说之间的特点。
　　最后，《洛阳伽蓝记》还有志俗的功能。它其中记存的民风异俗及北魏时生活习惯，除了反映历史与地理的意义外，也是丰富的小说题材，譬如写魏人骄奢之态有“法云寺”诸王竞奢一段：“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争衡。造文柏堂，形如微音殿。置 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绩为绳。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琛在秦州，多无政绩，遣使向西域求名马，远至波斯国，得千里马，号日 ‘追风赤骥’。次有七百里者十余匹，皆有名字。以银为槽，金为锁环，诸王服其豪富。
　　这段记载把北魏诸王竞奢的生活形态真实地呈露。同一段记载中也描写元融竞奢，见之惋叹生疾之事，最后还结以“干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叮较数”一语。时俗之弊，令人骇异。“凝圆寺”记时人好双声一事也饶富趣味：“(郎冠军家)堂宇园林，匹干邦君。时陇西李元谦乐双声语，常经文远宅前过，见其门阀华美，乃曰：‘是谁第宅过洼?’婢春风出日：‘郎冠军家。’元谦日：‘几婢双声。’春风日：‘伫奴慢骂。’元谦服婶之能，于是京邑翕然传之。”
　　这段文字中“是谁”，“第宅”，“过佳”，“郭冠”，“军家”，“凡婢”，“双声”，“伫奴”，“慢骂”等皆双声。使南北朝时人好双声之事又得一有趣的旁证。除此之外，《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各种宗教习惯亦多，如“景明寺”四月八日佛家诸像及各宗教百戏等等。除了记所见所闻之俗，也记外来传闻之俗。如“永明寺”中记西域风俗，便假异国沙门菩提拔陀而传之。此外，关于南北生活异俗，也着墨极多。杨玄之的记叙文字多采多姿，引人入胜。
　　六朝的小说基本上循志人与志怪双线发展，《搜神记》、《幽冥记》等代表志怪一类，《世说新语》，《语林》等代表忠人一类，然而杨玄之《洛阳伽蓝记》一书却融合志怪、志人、志史、志俗，有更丰富的素材，谈神说怪之余又有稗官野吏、奇闻异俗，其趣味性、丰富性显然更在六朝小说之上。
　　《洛阳伽蓝记》一书所呈现的小说艺术令人叹服。杨玄之以其骈散兼得的文采，夹叙夹议，或摹形状物，或插入人物对话，艺术技七不在六朝志怪或志人小说之下。
　　最后来看《伽蓝记》的主题。六朝小说多半只是实际事实或传闻的记录，不太重视写作人的意图主旨，杨玄之的小说却有出发点，有其主题，富于时代意义和历史意识。其笔下的事存在许多主题： (1)对国柞转移的感伤及对尔朱氏的痛斥：“白马寺”沙门宝公善推算未来之事，“平等寺”佛像汗颜之事，“永明寺”佛像显灵，夜绕佛座之事，“永宁寺”浮图东现及尔朱之乱等等，都对这个历史主题寄以无限的恨憾。(2)对王侯奢侈、太后腐化的讽刺：“昭仪尼寺”写乎阳王斩伐神桑之事，“建中寺”阉官刘腾梁栋逾制之事，“法云寺”王子坊诸乇的生活，“高阳王寺”高阳王雍贵极人臣之事，都是寓写精彩的时政讽刺。(3)寓写教理，反对非静行苦修、心存浮险的僧徒：“崇真寺”比丘惠凝一甽寓写僧徒讲经为下，坐禅苦行为上。杨么之借阎王判狱，表达自己对佛教修持的评价。(4)辨夷夏之防，寄南北成见：“景宁寺”张景仁、陈庆之主事，隐然有南人不女叫匕魏的衣食。“报德寺”条下王肃好茗一则也寓藏南北文化的品评。共书中流露的称呼如“吴儿”、“南人”、“诸夷”、“四夷”、“大魏”等词，足见杨玄之的民族意识。这些主题有对时政的讽刺，有对弊俗的讥责，有对南北文化孰为正统隐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还是顾及厂它的思想性的。
　　(本文主要参考《文史哲》1999年4月号上一篇叫“《洛阳伽蓝记》的小说艺术研究”的文章．该文作者是韩国的成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