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在生死海 感悟岂不同

——一位古罗马的哲学皇帝

作者：钱仲侣

 主持人语：
　　心学大儒陆象山先生说；东海有圣人出，此心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此心此理亦同；禅宗大德也说。心)争则佛土净。心中若无挂碍，西方就在眼前；这意思就是说，无论西方东方，无论清净还是秽垢，那标准只有一个：看你是否执空迷有。是否能除烦恼障及所知陨二见。就是释迦牟尼佛本人也只是悟的古佛之道，循的古佛之道；这样从时间和空间二者，我们鄙可以看到一个跨越三世十方的绝对真谛。在这个层面上，一切宗教不口宗教哲学所追求所接近的只是一个道理。这就又应了佛经中关子”瞎子摸象”那个故事的寓意。真实或真相只有一个，它随认识者的根器，机缘、角度、心境而有不同的显示。
　　本文介绍一位古罗马皇帝和他的哲学著作《沉思录》：这皇帝就是马可·奥列留，他是典型的古代希腊斯多噶哲学信徒；斯多噶哲学中有许多与古老的印度哲学有柏近处，这就足以令我们思考一下，除了古代哲学间可能有的相互影响，古代人生哲学对象的同一性是否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相似呢?建议读者看一下《沉思录》（中译本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宋汝庆译)，从中体味古代希腊与罗马的这一伟大哲学；无论东西方，诸圣先贤们对于世界和人生的观察。其出发点与归趣都有惊人的一致处．要说．这道理很简单，我们都是凡夫，都有习气，都为肉欲和贪婪所困；但与此同时，我们又都不同程度地想要超凡入圣，成佛作祖。

　　看过前两年美国大片《角斗土》(Gladiator)的读者，除了从内心爱戴那位正直、善良、勇敢的马克西穆斯，也一定会注意到那位父亲一般地爱护马克西穆斯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按电影剧本写作者的意思，这位皇帝被称作西方前基督教社会中的最伟大与贤明的君主之一。为了罗马的长治久安和臣民的幸福，他甚至拒绝儿子继承王位，因为在他的眼中，后者孱弱而冷酷，甚至邪恶。因此他执意要让马克西穆斯来执掌帝国的权柄。正是从这部具有古典西方悲剧色彩的作品中，演绎出了人们对于道德与命运难以融洽的思索，以及善良与正义终归战胜邪恶的主题。据柏拉图的看法，理想的国家应该由哲学之王做君主。马可·奥勒留符合这个标准的了。这位皇帝留给我们一本薄薄的《沉思录》。他的内心生活，他的哲学思想和宗教情结，都于此向我们显示出来。
　　马可·奥勒留是皇帝安东尼努斯·庇护的养子，他的养父死于公元前161年。马可·奥勒留从小深得养父的关心，得到良师指导，学习过修辞学及诗艺等，就其生活的时代言，他所接受的，称得上是开明或自由的教育。据说马可·奥勒留才11岁，便仿效当时哲学家的斯多噶派，斯多噶派哲学当时风靡罗马世界。这是一种生活态度严格，甚至冷酷或冷峻的哲学。它主张弃绝肉体的享受，弃绝一切可称为快乐的东西，刻意追求超凡脱俗的卓越品行。斯多噶派都自称为世界公民，而不以为自己只是罗马国家的一员。这种胸怀，超出了罗马的国家主义。理论上说，斯多噶派虽然主张智者应当关心政治、参与政治；但在实际生活当中，出于他们智者的骄傲，这些人往往却逃避那被视为污秽的政治。不过，就奥勒留说来，他无权选择。他是帝国未来的最高权利继承人，可以说，从哈德良到他的养父，这是已经确定了的趋向。尽管他不能逃避责任，但在行政当中，他是努力推行或坚持斯多噶派原则的。
　　奥勒留生不逢时，他在位时，国家动荡，实在可以称为兵荒马乱、国无宁日。罗马国家从恺撒和屋大维以来，早巳告别了那种疆界日益稳步拓展的光辉日子。这位皇帝的烦恼远不止是罗马在欧洲和北非的没完没了的战争和动乱。更还有来自东方的瘟疫，它从波斯而入叙利亚，从中东而入意大利。还有反复如鞭子抽打着罗马的饥荒。最令他痛心疾首的，莫过于亲信的将军也背叛了他。那个叙利亚总督就想夺去他的宝座。这们将军不相信一个温文尔雅的哲学皇帝会是自己战场上的对手。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令他掉脑袋的正好也是他的部属。他死后，马可·奥勒留竟然表示要请求这背信弃义的人原谅和宽恕。他销毁了一切与叛乱有关的文件，不愿牵连参与其中的他人。这究竟是美德还是权谋，只能任人评说了。
　　那深深影响奥勒留的哲学是什么呢?恐怕读者会为此掩卷而叹息。就是斯多噶学说的创始人，也没有想到它的如此鲜明的唯物论和不切实际的伦理观，竟会在罗马世界引起这样的影响。斯多噶派哲学源干雅典的芝诺，其时约为公元前290年。此时的希腊哲学，经历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土多德的熏陶，又经过一阵不长的观念论流行期之后，回复到了自然唯物论的臼巢。新的学说创始人，目光多半回到了前苏格拉底时代的物理学，从那里去寻求理论基础。形而上学的思潮失却了魅力，哲学现在意欲提供的，只是实用的伦理，只是一套关于人生和行动的规则。虽说这些晚近的学派，以自然学问为伦理基础，又都满足于从古昔的观察者那里去寻求支持，而不是身体力行地自己从事科学研究。这一时期，有最负盛名的两位哲学家——斯多噶和伊壁鸠鲁。后者所做的工作是对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回顾，并坚持以之来解释眼前的世界；而前者则抓住那“永恒的流动”——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不断变化的永恒燃烧的火。
　　按照这种学说，远在开天辟地之前，存在着原初的炽热的以太。一切别的元素均由它转化而来。它在本性上始终是炽烈的始基。最初它转化为炽热的气态，然后成为水状的液态。如我们所知，四大元素均从它衍生而来，也就是水、土(地)、空(气)、以及那燃烧着的，毁灭性的火，它与那永恒的以太显然有别。火和空是活跃的元素，水与土则是惰性的元素。创世后，世界以土构成了现在的大地形态。干燥的土，由于它的重量，占据了宇宙的中心，在它的周围则是水，再外面则是空气，藉着火与以太，才完成了宇宙大全，任何静止的元素都包裹着火与以太。天空的星体是深陷于以太当中的炽热的物质体，而那滋养它们的，则是挥发出来的气状的七元素。不过，所有这些都是有生命的存在物，因为它们有那活跃的，赋予其生命力的火，所以它们也便被视为较低的或者是可以看见的神。所以马可·奥勒留说：“太阳的和天空的诸神，部各禀赋了自己的责任。”
　　按斯多噶派的说法，世界是没有缺陷的，因而它必然产生于某个具有理性的工匠或艺术家。所以，那最高的理性存在于世界之中，而且这理性必须视为自觉的、人格的，因为凡被创造的总不会比创造者自身更伟大。不过，从斯多噶的理论看，这当中也有一些似乎矛盾的，比如，神并不是某种人格形式的存在，而是渗透一切的燃烧的以太。那种极活跃的一切物质之始基便是神的灵魂。那以一整套统一的法则维系万物运行的宇宙灵魂，便是最高的上神。从某方面看，这上神便是一股炽烈的气流；从另一面看，它便是宙斯，是理性，差不多也就是人格的的世界之主。关于神的这两层含义，都可以在马可·奥勒留的笔下找到。但在他的思想中，那始终占据主要地位的，是那种简朴得多的伦理说教，是那种自我策励的过高尚道德生活的努力，而不仅仅是对世界或万物起源的玄思。通过他所谈论的上神?他生动地向我们显示出那种一神论的、自然神论的无所不在而又全知全能的最高理性。
　　斯多噶派以为，万物皆可回溯王那无形式的质料，以及那赋子一切活物以生气的以态。物质从本性上说便是永恒下灭的，因为作为它始基的火便是永不熄灭的。所有的存在物又部在逐渐地消耗，在某一固定周期的终结之时，便会出现宇宙的大火。藉它而将万物重新吸收到上神中去，再山彼而获得新生，这便是另一周期的开始。仅就此点言，像是东方人所说的另一大劫的开端。所不同的是，斯多噶派并不相信有“更为光明耀眼的希腊”和“更为融洽的中和”，不相信有所谓进步或质的改善，新事物其实与原来的并无二致。新的一劫当中，我们已知的历史还会重演。还会有苏格拉底，还会有他的妻子，那个悍妇邪克萨蒂帕。最后，他仍要被安尼图斯和米里图斯起诉，并再次为自己发表辨护，又当着悲痛下已的弟子的而，饮鸩而亡。
　　至于人与神的内在联系，斯多派的说法很有自然神论的色彩，一如奥勒留皇帝时时有的冥想玄思：首先，神与自然界是一致的，神意以自然的规律显示出来。“天道因诸神的作为而得昭示。那怕是偶然性造成的东西也不能不依赖自然。任何处在因果系列中的东西，作为一种结果，它总在天道的支配当中。事实上，万有均来自此一喷泉，此外，便是必然性，即你也是其中之一部分的宇宙大全的影响力。”(Ⅱ：3，此处II表示原书章节，3表示页码，以下类推)把必然与偶然都看成自然性的一分，实际上便取消了偶然性。因此一切无不在因果的系列当中。他们既相信灵魂是物质的，因而它便会占据一定的空间位置。灵魂是一种炽烈的物质流，它分散于肉体的各处，并将肉体统摄起来。他们认为灵魂是主导性的原理，是不可毁灭的神圣火花。正是这种理性的元素。使作为乍宙理性的神，与从神那里领受一份细微的命运的人，内在地联系起来。人与人的巳弟情谊取决于人类的胞族关系，他们的共同点并不在于其都有血肉之躯，而住于他们都有理性和心灵。闭马可·奥勒留的话说，”尽管我们并不领有同样的血肉之躯，但我们的心灵却是如此紧密地相关连”。(Ⅱ：1冈此有一种宇宙灵魂的物质流，个人与宇宙通过这种物质流而达到合一。
　　斯多噶派相信人死后的生活吗?我们尚难以确定。但至少他们不像伊壁鸠鲁派那样强烈地否定灵魂。他们主张，只要考虑消灭或消失是自然本身的应有含义，便足以消除智者对死亡的恐惧。无疑，死人的灵魂最终都重新破吸入宇宙灵魂，但这是人一死便发生的呢?还是在劫末大火燃起时才发生的呢?当然，无论如何，灵魂都要回到它所由自发生的上神那里。这一层关系是斯多噶伦埋学说的基础。从这里可以说，人的至善便是与神取得和谐一致。不过，神与理性是一回事，因此。按理性生活的人生必然是与灵魂的本质最为融洽的，这样的人生也就必然是道德的。所以，这也就是最高的善。人的幸福也就在于德性的完美。
　　从而斯多噶派达成了他们的伦理学说。道德是值得追求的，德性在本质上是自足的。真正善的人并不依赖环境，无论在何种境况下，无沦他身受贫困、身罹疾病，或是身陷囹圄；无论他贵为王侯，还是一文不名，他部可以实践自己的德性。一切所谓的善，只要不属于伦理方面的，部只是中性的，说不上是善或恶。对于德性，作如此肯定的决然声称，是以往任何学派均不曾有过的。善便是绝对的善。亚里士多德曾规定了好多条件，以使人能够发挥自己的本质。使人能够过一种思想的道德的生活。对斯多噶派，善是无条件的，一个奴隶，一个贫病交加的人，只要一息尚存，他都可以尽自己的天职，仍然可以是绝对快乐的。德性是一个整体，不可以分割开来。无德性的人必然是邪恶的，这里没有中间道路。就斯多噶的伦理学说论，也许这是一个难以用事实来摆平的说法，因为我们在生活中，的确可以见到好多不好不坏的人，事实上人不能简单地分为有德的或缺德的这两类，生活中往往看见的是善恶兼有的人。在我们所知的范围内，绝大多数人是努力为善，择善而行的，所以不能如愿，并非由于这些人天生邪恶，而是因为他们自身的软弱。斯多噶派既然要求绝对的德行，不承认任何外部条件，不承认道德的客观前提，他们最终便只有承认：智慧者微乎其微，而愚人则为数太多。如果硬要问，谁堪为智者?他们能列举的也就只有赫克勒斯这样的英雄，俄底修斯这样的半神人物，或者苏格拉底，再就是犬儒学派的安提忒尼斯、第欧根尼如果是晚期斯多噶派，还可以添加卡托其人。
　　关于人的寿命，他很有一点庄子的思惟：“天道周而复始，就无限的全体过程言，自然的面貌是一样的。因而自然所呈现的意义根本不取决于这里的凝视自然的那人是岁寿一百年，还是两百年，或是活上无穷的岁月；因为他通过凝视所获得的一切，其实同多少次观察的自然相貌是并无二致的。另一暗示是，无论长寿或是夭折，人总有一死，寿者与天者的损失并无轻重可言；两种情况下，人所丧失的只不过是人现在当下拥有的那点生存；至于人并不拥有的东西，说真的，他怎么可能丧失哩！”(Ⅱ：14)其实这与《起世因本经》说的世间由盛而衰，衰极复盛的说法也是相似的。
　　斯多噶派轻视权贵的态度深受犬儒学派的影响，它称犬儒主义为“至善的劝告”。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那位住在木桶里的哲学家，他竞要求屈尊与他说话的亚历山大皇帝站开些去，别挡住了他正在享用的阳光)仅仅从这一点看，他们惊世骇俗的举动也让人觉得饶有兴味。不过，一个社会运动，如果号召的是抛弃现有文明而住到木桶中去，显然便是一种倒退了。一种社会思潮，基督教运动也好，斯多噶学说也好，如果剥离了世俗的、随俗的、甚至媚俗的成分，也就丧失了生命力，因此，斯多噶派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书斋中的，而是面向凡夫俗子的。
　　斯多噶派对于人生的判断很有些东方佛教的色彩：然而这只能理解为人类思惟的类同性质了：“人的存在只是绵延不断的感觉活动形成的迁流，以及那倾向于瓦解的肉体。灵魂只是一个漩涡，而命运是无从猜测的。依附于肉体的声名不过是模糊的奔驰而过的急流，灵魂从中所得的仅仅是梦幻泡影。人生是一场战役，一段旅途，其身后声名终归于湮灭。那么，人所执著的是什么呢?啊，除哲学别无他物。唯哲学可以保持我们心中的神性，使我们免受伤害与屈辱，使我们超然干苦乐之上……使我们无需仰人鼻息、供人驱使。何止于此，哲学使我们的心灵虽遭逆顺而安之若素。需知事无论大小，都缘于其深藏内部的同一原因。首先，可以坦然面对死亡，因为死亡不过是那组成复合体的元素的各各分散。既然元素自身在这种分散转变当中丝毫无损，那它们经历此瓦解和变化又会有些什么呢?为什么人类要为这种循环流转而怀忧伤感呢?所有这一切无非自然之道。而自然，是不会有意地行恶的。”(Ⅱ：17)这样的坦然难道不像已经证得了菩提的禅者的生活态度吗?
　　“齐生死、等万物”的态度也可以从斯多噶的自然态度引出来：“死与生都是大自然的奥秘。死与生两者又有相似性，因为前者只是元素的分解，而后者是元素的结合。所有这一过程当中，人并没有什么要为之感觉羞愧的……”(Ⅳ：5)
　　还有，当马可皇帝这么思考时：“值得注意的是，那在自然物界中自然发生的事物，那怕是最不足道的东西，它都包含了某种使人愉悦的欢乐成分。例如，面包片上会有某种细小的裂纹，而这是面包师烘烤时无法设想的，这样的面包片上就有令人适意的东西，让你生出胃口来。因而那熟透而绽开裂口的无花果，那落在地上的尚未腐烂的橄榄，让人看上去特别赏心悦目。那弯下腰去的麦穗、狮子的眉头、野猪的白沫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孤立地看，恐怕都不会有美感，但如果你将这些都视为自然的作品的外观，那它们就会成为美丽的装饰，就会具有某种诱惑力。”(Ⅲ：2)这样的境界难道没有透出翠竹黄花皆是法身般若的意味么?难道不曾让人联想起禅者们最为赞赏的意境——夜池塘边青蛙跃入水中的扑通一声，或是秋日里空谷中的满地红叶，或是冬天雪地上跳跃觅食的两只麻雀吗?
　　关于人生所不可免的痛苦，尤其是心灵的痛苦。我认为斯多噶派的哲学提供了比佛教还要让现代人更容易接受的推理：“你的痛苦并非来源于别人的心中，也不在于你躯体的外在变异。那么，你的痛苦根源在哪里呢?啊，它就在你藉以判断邪恶事物的心上。”(Ⅳ：39)他又想“至于痛苦，如果它不可忍受，那它很快便会打发了你；如果它是绵延长久的，那它便是可以忍受的。你的心的想像能力可以保持她的冷静，从而不曾感受任何痛苦。如果你的四肢因为痛苦而感受伤害，如果它们会抱怨，那就随它们抱怨吧。”(Ⅷ：33)“一个心智已经攀至高峰极顶的人，一个精神视野遍及物质全体与时间的人，你如何可以想像，他会将人的生命看得很重呢?根本不会的(对话的另一方说)。那又为什么呢?死亡的恐惧会折磨他吗?根本不可能。” (Ⅷ：35)我们看到古代的哲人同样可以通过理性主义的途径达到对生死大惑的克服。
　　当然，斯多噶的哲学还有道德论的一面，起初它坚持绝对分明的善恶论，肯定唯一的真善的德性，唯一的真恶的邪恶；以后它还是随俗地承认了，世间上还有相对的和权宜的东西，便是人们“倾向于趋近”或“倾向于回避”的事物，前者指健康、好名声以及一些以往被认为属中性的东西。这同佛教的善、不善(即恶)和中性的无记是基本一样的。尽管仍有不切实际的智者仍坚持斯多噶的理想目标，但多数人还是承认：只要追随这套学说，保持高尚目标，生活没有污点，这样的人就属于道德上的善者。一句话，智者与愚人并非判然有别，往往是分辨不清的。因此，斯多噶学说才能在现世的活着的饮食男女中间受到信奉。这同大乘佛教的胜义谛寓于世间法，大乘菩萨也不离秽行不也很相近么?
　　斯多噶学说传入罗马世界之后，又有了一些变化。因为任何不切实际的东西，罗马是不会接受的。罗马人是士兵和律师的民族，它继承或借用了希腊文化，将其改造为适合自己的工具。罗马的哲学也是依此原则而引入的。哲学作为“野蛮征服者的战利品”，是同希腊雕象一起，从雅典掳掠回来的。至少到公元之初，罗马人了解了希腊所有的哲学派别。当时的人多半信奉斯多噶派学说。因为它教导简朴的生活，让人听天由命、临危不惊，对于认真得到了刻板地步的罗马公民，是最发人深省的逆向思惟。研究罗马思想史学者说，斯多噶哲学在罗马的流行，是因为罗马人目睹寡头政治的逼近，预感到自由已经离自己而去。
　　依据斯多噶派的主张，自杀是允许，甚至是值得羡慕的，只要“你已经不再有可能拿起武器来反抗这苦难的海洋”，意思是说，自杀是逃避那种人们无法回避的暴政的一种方式。因此，斯多噶哲人卡托在共和国覆灭后，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在腓尼基之役战败后，尽管他们不是斯多噶派，仍然选择了自杀。我们知道，原始佛教中也不乏以自然对抗痛苦的例子。
　　不过，罗马帝国初期的情形毕竟不同，当时的骄奢淫逸和腐化堕落处处可见。朝廷上明显地透露出对哲学家，尤其是斯多噶派的仇视。由于斯多噶派直言不讳地谴责时代的邪恶，使它自身陷于一种孤立的境地。当时朝廷甚至下过禁绝斯多噶学说的命令。但对于我们这里要说的皇帝哲学家奥勒留，斯多噶的学说是泛化了的充分人性化了的，所以他才在《沉思录》中写道，斯多噶的自然神论是“那些不相信超自然存在的人的福音”。我们不要忘记，原始佛教也是批判超自然性观念的。
　　《沉思录》的写作是零星的，也许它的作者从未想到它会公诸于世。本来它只是皇帝手边，以只语片言零散记录下来的小册子。它记录的是内心的独白。这都是些关于时间或永恒一类的想法。看起来，奥勒留是要以哲学的思辨来逃避烦扰，在政务之余追求自己的安宁或斯多噶式的思想孤独。
　　奥勒留是这样来看待他对亲族朋友的责任的：他得益于神的眷顾(尽管他的神是非常含混的概念)，他感激“诸神”，因此他的感情可以普遍地施行于一切世人的身上。这里很有一些中国儒家“民胞物与”、“担戴天下”的气度。这种爱的气质使斯多噶学派关于世界公民的说法极富人性。马可·奥勒留自认为是人类的同胞，“人类都服从于一个共同的法则，属于某种政治国家。进一步，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为一个共同体”(Ⅳ：4)“人的社会倾向性是人性的天生取向。”(Ⅶ：55)正是人的这种同胞情谊使人们具有共同性，便其争取共同的利益，因为“凡不符合蜂群全体利益的，也就不会符合单独的每一只蜜蜂的利益。”(Ⅵ：54) 这也使我们怜悯并宽恕我们的敌人，“既然理解一个善行的本然的美的和恶行的丑陋是我应有的责任，既然我确认一个行为悖理的人在某个方面与我相关连，虽然我们的肉体和血质并不完全相同，但我们在内心却是密切相关的——同样，我对此确信无疑没有人可以在真正的意义上伤害我，因为没有人可以迫使我采取错误的行动；我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也并不仇恨什么人，我并不会对自己的本性和家人生出愤怒。因为，我们之所以生下来便是为了相互支持帮助，有如手足，有如上下眼脸，有如上下牙齿。”(Ⅱ：1) 马可经常寻思的是世间万物的不稳定性和了无意义，比如，他这么想：“广袤无垠的欧亚大陆，在宇宙不过是一角落；海洋之大，不过犹如一小水滴：马其顿的埃索斯山，与全宇宙相比较，不过尘埃一粒；而此时此刻，在无尽的时间序列中，也只是无穷中之一点。所有一切存在物，都是渺小的、变化着的、无任何稳定可言的东西。” (Ⅵ：36)
　　我们应该培养自己的思惟习惯，透过永恒去看短暂；透过眼前的现象，把握事物坏灭的本质。我们更要明白，万事万物的生灭，纯属自然。大自然无意为恶，无意造成损害，因为事物的死，便意味着另一种新生。“宇宙之操纵自然界，如同玩弄蜡块，此一时因需要，它便捏一匹马；彼一时便将它融化，重塑为一棵树；再之后，它便成了人或别的什么。它之成为什么东西，都是短暂的一点时间。因此，如大木箱被分卸为几大块。它是不会感受到痛苦的。”(Ⅷ：23)“死与生都是大自然的奥秘，死与生两者之间又有相似性，因为前者只是元素的分解，而后者是元素的结合。”(Ⅳ：5)
　　在迁流不息的过程当中，那唯一有价值的只是哲学。因为只有哲学的教诲，可以使我们保持纯粹的准则，而不为肉体的感觉要求左右，“无论你将我抛人怎样的环境、怎样的状态，我都会保持自己的神性的那一部份的自足，只要它还存在，就会按它的天性本然去行动。”(Ⅷ：45)任何外在的东西都不能左右我，我们应坚持自己判别的善与恶。这是符合斯多噶派的学说的：所有的感觉活动都会给灵魂留下物质性的印象，而这种印象是善是恶，是真实还是虚假，要由人的理性指导的原理加以判定。“尊重你的主观判断力吧，因为惟有它才使你不致屈从于别人的意见，不致接受那违背自然，违背一个理性生物的健全心魄的指导原则。”(Ⅲ： 9)“不要认为你受了伤害。这样你便不会怨天尤人。而一旦不再抱怨，你也就不受伤害了。”(Ⅳ：7)，所有这些，都是这位罗马皇帝所写的，他总是习惯于采用这些语意含糊的格言，突出其中的伦理教训的实用意义。
　　书中处处都是这样的实用伦理格言。他在引用安提泰尼斯这句话时，多么地欣喜啊——“因施德而受怨是王者的本分。”(Ⅷ：36)他非常辛辣地讥讽那些施恩图报的人——法国人称这种人的恩惠为“放印子钱”。“有的人才帮了你一点忙，就要求你慷慨回报。另一些人也许收敛一些，不过，他们在心里牢记住了这点恩惠，只是总以债主索债那样的目光看着你罢了。还有第三类人，则几乎不知自己的所为(善在哪里)。他们像是结满葡萄的葡萄藤，并不期待什么人的感谢。快马和猎狗在奔跑时并无声息，蜜蜂在采蜜时也没有嗡嗡声。因而，人若行善，就不要说出来。他所等待的，只是再一次的行善的机会，就像那葡萄藤在等候下一季再作奉献一样。让我们仿效那乐于助人者吧，心中不要挂念自己的善行。”(V：6)。
　　马可皇帝对装模作样的善行是深恶痛绝的，“那人声称：我一定要光明正大地对待你。这多令人作呕，这有多虚伪啊！我说，朋友，何苦如此装模作样呢?让你的行动说话吧。你睑上的表情会印证你的话语。我宁可从你的眼睛中看到德行，象情人眼中流露的感情那样坦诚。我更宁愿得到的，是那应该凭感觉可以发现的，与你的秉赋结合一起的诚实、诚恳。它就像那强烈的呼吸，不用费力便能感受的。人如果想方设法地显露它，必然流于装腔作势。”(Ⅱ：15)
　　这也是一块光辉夺目的宝石——“最好的报复，便是拒绝效仿那种伤害他人的行为。”(Ⅵ：6)对于祈祷的真正作用所在，他的看法也是非常高尚的——“这个男人……求免除他的烦恼，其实他应该这样向神请求——求神使我不贪图任何东西。第三个男人向神乞求，求神别让他的爱子死去。依我说，他应该求神除去他害怕丧子的忧虑。而这应该成为我们敬神的根本原则。”(Ⅸ：40)烦恼恐惧与忧虑都是依附于心的，因此，与其求神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不如求自己心中不要生起这样生起那样的妄念呢?
　　所有这一切都是马可的内心独白。这里我们还想说一句：马可本人究竟如何看待一般伦理哲学体系大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呢?比如如何看待恶的起源的问题。它是人们用来反驳全知全能的神意天道的最常用工具。斯多噶派并不回避这个问题，他们不承认恶的事实。他们说，此世界是完美的，所有一切看上去的恶，是普遍的善所要求的。关于这点，马可·奥勒留的说法是标准的斯多噶似的，不过他的说法仍不失有趣“你咬的这口黄瓜发苦?扔掉它好了。荆棘挡着你的道么?绕着走好了。至此，你不挺好的吗?不过，你用不着问：何以世上要有这么一些不如人意的东西呢?免得自然的哲学家们会笑你。这样的议论实在有些不聪明呢，因为，你并不会以为木匠干活造成的刨花木屑、裁缝铺里的碎布头有什么不对劲的吧?”(Ⅷ 50)伊壁鸠鲁曾说过，表征的建立并非为了丧失(所表征者)，因而自然当中并不存在恶的本质。这就是说，世上并无绝对的恶，一切都是从属于善的。所以，马可·奥勒留说，“邪恶一般并不能违害自然，就具体的对象也这样，它并不能损害什·么人。它所违害的人，仍只是那些本来只要愿意，便完全可以摆脱它的人。”(Ⅷ：55)马可·奥勒留，在言及天道神意时，往往并不指宇宙法则、自然法则，而多半意谓那使万物向善的神。但他从未坚定不移地如此声称，他的所指游移在神和原子、天道和偶然性之间，虽说他笔下往往写的是前者，但他又往往说，即令是后者支配人生，人也应该知足。至于来生之类，他更没有确定不移的信念。灵魂的指导原理是不灭的，按斯多噶派的说法，因它是神的一个部分。但灵魂的这种多世存在是否有自我意识呢?换一种说法，今生的灵魂知道自己前世的存在吗?看来，马可·奥勒留并未意识此问题。在他看来，人生便是我们今生今世的全部——“那怕你注定活3百年，或者你乐意的话，活3千年，但要记住，除厂人现时的生活，人不会失去别的什么；人除了现时失去的，也不可能还拥有别的什么。”(Ⅱ；14)。
　　从斯多噶派的伦理劝诫和马可·奥勒留这位哲学皇帝的人生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生苫短，转眼百年”的感叹，并不必然地引出及时行乐的抉择，更不至否定道德原则，使人如兽行，无耻纵欲 (其实野兽并不纵欲)。奥勒留是这么说的：既然人生短促，让我们充分尽善。对死亡的慰藉，应该在责任的履行中去寻求。如果我们的一生是恰当的善的，那我们死而无憾，并不在乎时日的长或短。
　　伊壁鸠鲁嘱咐他的门人，我们辞别今生此世，犹如客人离开筵席，切勿不满宴飨之乐。而斯多噶派的语言更为严肃，它嘱咐我们坦然离去，如演员演完自己的角色之后走下戏台。奥勒留说，“喂，朋友，你在此城中己居住了或三年或五年，这点都无关紧要。关键是你遵循了城邦的法令，而不在乎你居住时间的长短。如果大自然将你安置此世间，然后它又要你离去，你有什么舍不得呢?你并不能说，这是某个暴君或心怀不善的法官在驱逐你。不，这就好比一位演员，演完了他的角色，主管其事的人让他离开戏台。你难道会说：我才经历了三幕，我干吗不到第五幕以后再下去呢?朋友，你说的固然不错，可生活当中，三幕也已经可以构成全部人生。那宣布第一幕开场的人，现在发出信号，说就要闭上最后一幕了。你实在没有责任说这说那。因此，心满意足地退场吧，因为他，那让你退场的神，也非比而不能满意呢！”(Ⅻ：36)
　　自古及今，马可·奥勒留的爱慕者当不在少数。孟德斯坞这么评述马可·奥勒留：我们在谈论这个罗马皇帝的时候，总能隐隐地感受难言的愉快……因为无论是对人类全体，还是关于自我的思索，我们都是有所同感的。
　　英国思想家阿诺尔德这么评价奥勒留：“一般说来，奥勒留的所有行为，只要头脑健全的人，都会以为属于正当；他的动机，只要理性清明的人，都以为是无懈可击的。因此，他始终便是一切严谨头脑清醒的人的朋友和安慰者，尤其是身处他那样的时代，特别是对那些纯粹的、上进的，依据常识而不是信仰行动，又未获得异象显示的人。固然不能说，马可·奥勒留给了这些人以他们所渴望的，但至少可以说，他给了他们所能接受的。”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又如何呢?也许更为需要像马可那样地反思?我们今天既有政治的宗教的分裂，人们各执己见，自以为是；也还有放弃自己理性的主动权，一味盲从的教条主义。正是这种倾向，使人类的眼光昏暗，看不清眼前的诸多事实。另外，那种自以为掌握了真理，认定他人只属荒谬的批评指责；为那种破坏性的、而不含建设性的言论以至方针，不是时时威胁着真理，威胁着人们的共识基础么?马可的自然神论有着浓厚的性善论气息，它使人有这么一种朴实的信仰：面对宇宙自然，一颗高贵的道德良心，是任何种族、国家，是任何革命、任何迁流、任何发现都不能改变的。这在物质主义盛行的今日社会中，一种朴实的崇尚精神价值的哲学，应该还有很有参照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