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和经济一起过大关

文/何云

　　2001年，新世纪的第一年。
　　对于即将过去的这一年，作为总结之语，海内外中文媒体，甚至一些外文媒体，都很乐意把这—年叫做“龙年”，“中国年”。今年龙年，明年马年，的确，没有比老祖宗传下来的“生肖”法宝，更能惟妙惟肖形容中国在新世纪开局之后龙马精神、意气昂扬的新面貌的了：北京申奥成功、中国入世成功，环球经济寒冬、中国却“一枝独秀”——仿佛是一觉醒来，所有的中国人都开始意识到：中国崛起，饱受外侮的恶梦已然远去……
　　为了这样一个“中国年”，中国人煎熬了一百多年。有一个流传极广的故事，可透露中国人不分党派、无论身世的共同心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两弹”试验成功，消息传到大洋彼岸，正在美国大学课堂上执教的华人教授，对自己的华人学生们一声浩叹：同学们，中国从此再也不会受人欺负了!言毕，师生一齐泪如雨下。 
　　客观地说，新世纪开局，所有关于中国“利好”的信息，可以证明中国过去二十多年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与成功，但并不足以证明中国就真的已经圆成强国之梦，更不能证明中国从此一帆风顺、一马平川。可不可以这样说：“龙年”这个“中国年”，所有关于中国的好消息，都只意味着同一个事实，这就是中国终于赢得了一个空前的机遇!全体中国人都要共同翻越这个历史的山坳：山那边是世界大同、国富民强，龙飞九天，凤鸣高岗，中华民族终于崛起世界民族之林……不过，眼下，在这幅美好远景光辉的照耀之下，我们头顶上不光是阳光，还有风雪，脚下不尽是直道，还有关堑——至少，正在“风卷红旗过大关”的，即将接受大考验的，不仅仅是经济改革，不仅仅是对外开放，还有国人的精神，国人的道德，国人的信仰……
　　作为一份既宗教亦文化的刊物，本刊的人文关怀立场可以说是先天、命定的。根据“木桶定理”，一只木桶最终能够成功地容纳多少水，决定性的因素，并不只是那些看上去最显眼最强劲最优越的经济贸易政治体育之类的“板块”，而更取决于也许不容易引起注意的最短小那一块——再进一步，也许平时根本就不被纳入人们视线的那个“桶底”，才是最终裁决者。中国入世，需要打造的不啻经济、贸易新板块，而应当是中华民族在整体上的文化更新，在这样的大关大隘面前，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来关注精神、道德、信仰——这些看上去很“虚无飘渺”的文化板块、这个总是深藏不露的文化“桶底”：它们也在决定国运。

　　经济“入世”，宗教“出世”

　　有智者指出，“入世”的实质在于政府“入世”，政府要转变职能，适应时势。其实，何止“政府”，中国七行八作、千行百业，眼下不都在关注“入世”之后怎么办的话题吗?惟独有一家“离经济基础最远的上层建筑”(经典作家语录)却仍在沉默之中，迄止目前仍无明确快捷反应，这就是——宗教。这是不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
　　因为“离经济基础最远”，也因为“以不变应万变”，你很难设想，说传播发展了两千多年的佛教，还需要像只有一二十年历史的IT产业那样，跟着“入世”和股市的行情激动，今儿发高烧，明天犯疟疾。媒体曾报道说，“入世”这个词儿，是一位研究wTo的博土发明的。其实，众所周知，“入世”与“出世”在中国人嘴边挂了有千百年了，何“发明”之有，彼“入世”只是“加入世贸”缩称，哪有“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这个“入世”之丰富精彩?宗教界人士还耽心你糟改此“入世”的微妙精深呢!故谓“情理之中”。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入世”之际，宗教界就因此无需反应、无所作为呢?恐怕没有人赞成。问题是怎么反应、怎么有所作为?上一期卷首语“风月依旧，而江山安在?”还就是表达的这一种担扰：当代人们对宗教信仰的需要，和宗教界对这一需要的满足程度，两者相差有多远?中国“入世”，将这一反差和焦虑再次更紧迫地推到眼前：任何一种宗教都未必是万能之药，但任何一种正信宗教都不可能拒绝去体帖和抚慰痛苦的、迷惘的现世人心。单举一例，据媒体的报道，明年“入世”后处于失业和隐性失业的人口，全国计1．7亿人以上。宗教当然不可能创造出1．7亿只饭碗，更不可能去新收1．7亿信徒，但是有不有可能创造1．7亿次心灵的抚慰和熨贴——哪怕是这个数字的万分之一?更何况需要协助人民政府去团结、抚慰的，何只失业人口。
　　“出世“的宗教，在国家和人民“入世”之后，如何“以出世的精神”做好入世的事业？这里恐怕不必来一番“不离世间觉”的大道理，而是需要低下头来研究一点体制的、机能的实际问题。

　　吴钩看了，栏干拍遍

　　在中国，围绕“宗教”这个主题，有三界或“三支队匝”的说法：政(党政主管部门)、教(宗教界)和学术界。后生小子如我，也曾在中国宗教学鼻祖门下忝列门墙，也曾先后在地方和中央两级政府主管部门执役，还曾在中国最著名的宗教领袖麾下驱驰，“三界”走过一遍，不觉就是十八年：吴钩看了如何，栏干拍遍怎样? 
　　三五年前，我还逮着机会就呼吁“倒三角”问题、“宗教感问题”以及“政教学问题”。那都是因为“情况不明胆子大”，如今胆子是不大了，但还是忍不住时时记起将近二十年前，初入行时听到一位领导人关于宗教方面的批语，曰：僧要像僧，庙要像庙。像或不像，并不完全是由“僧”或“庙”决定的，根本问题是得有一个足以引导“像”和“是”——言蔽之，所有的角色都要能够各住其位——的环境、体制和机能才行，照邓小平在1980年说的话就是：要创造一个好人能充分做好事的体制哪!
　　本期所刊谛闲、太虚、印光三位大师的佚文，以及千年之遥的永嘉玄觉大师《证道歌》，似稍稍能说明，一个需要大师并产生了大师的时代，仍然是值得期待的。在通往未来这样一个大时代的遥迢长路上，何云只是千万铺路石子中的一颗，最终当一个不仅“像僧一像庙”、而且大师再来的时代，果真出现在长路的那一端，那么，这一定是所有铺路石子们最大的幸福和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