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本期目录 我们怎样告别二十世纪
何 云
鲁迅先生说过，西人多“活人的悲观”，而中土多“僵尸的乐观”。比他更早一点，谭嗣同在19世纪末年说过：“今人莫不尚机心”，而即便是这种有违自然的机巧之心，西人跟国人也有所不同，西人以机心制造外在之机器（今天所谓的“科学技术”），可咱们呢？谭嗣同这个英雄对此心里悲凉得要死，他说咱们国人以机心制造的却是——大劫，浩劫。虽然，现在有足够证据说明，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这种浩劫都不是咱中国人制造的，中国人受尽了被侵略凌辱之苦，但问题是，还有同样足够的证据说明，在二十世纪之中，类似“文革”或“三年自然灾害”这样的大劫不是外国人“赠送”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制造”的。那些造成大劫的因缘是不是完全随风消逝了呢？在告别二十世纪时，我们究竟应当来点“活人的悲观”好呢，还是多点“僵尸的乐观”好？
也有不悲不喜、不垢不净的。比如在戏文里，做过皇帝的建文帝要做和尚去了，就唱“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还比如范仲淹，就讲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是拿这个标准衡量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些话都没有说错。不过，这些境界，和俗人百姓的庸常生活，和国计民生经邦济世的实务，说的不大象一回事。要务实，要说人话，做人事，恐怕就不能不客观一些，言辞就会尖锐一点。比如说，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末，这一百年的中国近现代佛教教育历史，在总体上是成功的，还是不成功、非常不成功的？不成功的原因找到没有，今天还存不存在？
本期“佛教教育专号”从上半年开始酝酿，现在出来了，面目有些个苍白——既有我们在编辑方面的原因，更有客观方面的原因：百年中国佛教教育太多奋斗与辛酸，不过总的成果、总的面目是不是的确有那么一点薄弱、那么一点苍白和那么一点无奈呢？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过佛学院遍地开花、佛刊雨后春笋的一时盛况，那一轮灰飞烟灭之后，六十年风水一转，今天，九十年代末是不是又在上演这六十年前同样的梦幻呢？除了闽南佛学院等等极少几座名牌院校之外，“在庙子里拨出两间破房，摆上几张桌凳，请一二老和尚讲讲国文，佛教三字经、弥陀经之类 ，就叫做佛学院了”的局面（见本期第７页）今天是不是又在某种程度上正在重演呢？结局还会是什么？还有可能避免那如梦幻泡影、如露如电的悲剧重演吗？
1992年元月初上海召开的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座谈会距今将满八年了。八年，可以打败日本侵略者，可不可以改变一下“活人的悲观”，使八年以来大德高僧们的呼吁、并由此上溯一百年以来无数先贤仁人的梦想有所实现？
愿风不要象今夜这样咆哮，
愿夜不要象今夜这样遥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