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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无粮，必从贼，贼无粮，必成流贼
何 云
十几年前，我先在大学教宗教学，后来读宗教学专业研究生，如是几年下来，不觉气结于胸，乃有三问：一问中华民族为何貌似“宗教色彩淡薄”（那个年代的学界定评），可事实上却一再遭受迷信、愚昧乃至蒙昧幽灵的肆虐？二问，在中国，宗教与迷信究竟如何区分？三问，对中国人饱受迷信肆虐的信仰生活史——比如“文革”，宗教学研究者是不是也有一份责任，从宗教学的角度弄弄清？这当然是设问，得自己回答。我依此三问，写成一个《中国宗教文化批判大纲》，投给当时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一套“大学书林”，很快得到编辑先生青睐，自己也不免踌躇满志，以为答案伸手就能摘下来了。可是我很快就知道，我离答案还远着呐！我是在毕业走出研究生院的大门，到中国民间香火的滚滚热流之中趟了几趟，这才开始摸着点边，意识到这潭水深得很，意识到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包袱和十数亿人口的种族，其民间信仰生活的复杂性，还需要从头认识。转眼就到了1998年春夏之交，我参加湖南省宗教局前往南岳的一个调查研究活动，目睹了在南岳这个华南民间信仰中心场域，正在八方来会波涛汹涌地聚集着的“香汛”——香火汛期?至今我对这个民间天才创造的词汇激赏不已?，知道了在这一季“香汛”中所烧掉的香火钱数以亿计，恰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然科学基金数额相等——当时我以为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识”的反讽，至此，我也再次明白自己的那一点宗教学储备，是多么地贫乏和苍白。从南岳深山回到长沙，在酷暑之中我写下了《中国迷信文化批判》——我以为，清理中国宗教文化的逻辑，应当从清算“迷信”开始。
两年后，我被调到北京工作，也算一种“基层锻炼”心得，我将上面这篇文章带到北京，投给了最权威的行业杂志《世界宗教研究》。幸蒙退稿，这一放抽屉底就是好几年。
说话又到了1998年元月，中国佛协召开了一个关于“法轮功”问题的内部座谈会——一年半后，我刚从日本访学归来，《法音》杂志的陈星桥居士转告我说，有论者认为，在那次座谈会上我对李教主“聪明绝顶，胆大包天”的八字讥评有先见之明——包天，包围中南海了。我回答说，绝对没有的事，我绝无这等神算，我当时只是感到强烈的不安。这种不安感源自于一个对中国人的信仰生活史怀有职业敏感的心灵，发展到1998年夏天，这种不安感促使我翻出压在抽屉底的《中国迷信文化批判》，厚着脸皮再次献给了《世界宗教研究》杂志。
宗教学专业和历史学癖好赋予我的这种职业不安感越来越强烈，发展到1999年4月22日，中午，我应一位朋友之召，到一桥之隔的中南海和他讨论“法轮功”问题。老实说，我并不太愿意讲述一些过于具体的问题，只是转告他，上个世纪60年代曾文正公的警语：“民无粮，必从贼，贼无粮，必成流贼，则从此天下无宁日也”。眼前波平如镜一派祥和的湖水，与内心的紧张不安构成一幅永世难忘的矛盾图景。
承蒙李富华主编的抬爱，《世界宗教研究》杂志在今年第一期第一条刊发了我的《中国迷信文化批判》。拙文甫一面世，迎头遇到“4.25”法轮功事件。这篇小文章，不知是不是可以算做中国新一轮民间造神大潮的一条小小注脚？
法轮功的一大“贡献”可能在于，千百万中国人从此唤醒对造神历史恶梦的记忆和反思。而在此前，这也许只不过是少数一些书生的事情。
曾文正所云“粮”者，可以是吃的粮食，还可以是精神食粮。这里都有一个“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