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本期目录 功德今圆 还归故里
黄炳章
房山云居寺石经，简称“房山石经”，是我国佛教石经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远，保存最完整的文化珍品。它是公元七世纪初隋代高僧静琬吸取历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废佛灭法的惨痛教训，同时也是秉承其师南岳慧思大师付嘱，发愿镌造石经并秘藏洞穴中，以便再遭法难、经书焚毁时可用作经本。静琬刻经的动机和目的，在他本人的武德八年、贞观二年、贞观八年和涅?堂题记中都叙述得十分清楚。从房山石经全部镌造事业的历史沿革来看，静琬最初只是选刻一些重要大乘经典，并非预先编制目录刊刻一部全藏。贞观十三年静琬示寂后，他的弟子代代相传、不断续刻，历唐、辽、金、元、明，绵续千余年，几经兴衰隆替，可以说是肇始于隋唐而完成于辽金的一部石刻大藏经，它不仅是我国佛教史上的一宗重要文物，也是世界文化史的宝贵遗库，对研究我国的佛教兴衰、佛教经典文献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有关房山石经的研究，过去中外学者都撰写过许多著作，但由于石经山上除雷音洞可以进入参观外，其余各洞都是以石门闭封，不能进入。山下地穴瘗埋的经版，更是从未开掘过，因此对房山石经的全貌无法系统了解，所以有些论述都出于推论的揣度。
一九五六年中国佛教协会对房山石经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发掘拓印，历时三年始告完成。后来又经过多年的整理、研究，发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碑刻和题记，对房山石经有了一个较全面的了解。为研究石经的镌造、石洞的开凿、刻经的传承，以及历代刻经的特点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房山石经的镌造、大体可分为两大阶段：隋唐时代和辽金时代。从版本学来说，它是分别使用了两个十分珍贵的底本。最初静琬和他的弟子所用何种底本，无从考证，但可以想像：既作为永远流传后代而刻造的石经，所用的底本必定是经过慎重选用的民间抄本、后来据王守泰撰《山顶石浮屠后记》载：
大唐开元十八年，金仙公主为奏圣上，赐大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充幽府范阳县为石经本，……送经京崇福寺沙门智昇
按智昇是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开元释教录》的作者，可以说这四千余卷新旧译经是圣上赐经，又由智昇亲自护送，定是选取校正无讹的官方正本。非一般普通民间流通的抄本可相比较的。在我国唐代以前的佛经写本，除敦煌石窟外所存不多。而房山石经自开元十八年以后至辽代初期把大量隋唐写本以石刻形式保存下来，其价值之高正如国外著名学者的评价：隋唐以来的经碑对容易误写、误刻、脱落、窜入的汉译佛典的校勘是极为重要的。幽燕奥地境内完整保存下来的石刻大藏经，是超过敦煌和日本奈良写经的重要原典。
辽代太平七年涿州州牧韩绍芳游石经山，于石室内取出经版，驳名对数，知道自唐以后不闻续造。遂奏请圣宗皇帝，圣宗本留心释典，既闻来奏，深快宸衷，乃委瑜伽大师可玄提点镌修、勘讹刊谬、补新续缺，镌经事业得以复兴。自太平七年至康熙十年续造《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后八十卷，以全其部。接看刻造《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于清宁二年九月刻成以完四大部数。房山石经中最早发现刻有千字文字帙是康熙十三年八月刻的《大宝积经》卷卅一、第二石之背，石碑额位置中间刻“乌”帙，不过这十卷中并非每石均刻。按卷卅一至卷四十，共刻三十二石、面背计六十四面，刻有“乌”帙者仅三十面，虽然都是刻在碑额部位，但有的居中、有的偏右、有的刻在经题之外、又有的偏左、不是固定位置。至于其后卷四十一至卷五十，共刻石二十九石、计五十八面、刻有“官”帙者二十三面，亦未及半数。其位置大多刻在碑额中间，只有个别的略偏左侧、其中却有九面的“官”字，字体要比经文字体小一倍。直到卷五十一、第一石之背才在经题、卷次、下面刻“人”帙。自此以后始走向正规，这时已是康熙十七年三月，为什么康熙十一年五月开始刻这个经时不刻字帙?而到康熙十三年卷卅一时才刻昵?试作如下推测：可能这时石经山得到《契丹藏》的雕印本。当时前三十卷的经碑已刻完藏入洞中而卷卅一至卷五十这二十卷的经碑刻完尚未入洞。便将洞外的二十卷的字帙补刻上而重要的是自此以后便以《契丹藏》刻经底本了，辽代刻经，道宗清宁四年至大安九年（1058—1093年）三十余年间刻至《华手经》“可”字帙，这时石经山上各洞藏经已满。
辽代于公元十世纪初叶统治中国北部地区，建立耶律王朝、建国之前王室中已信奉佛教，太宗合同元年（938年）得燕云十六州，当时这一带佛教盛行。十世纪末叶以后、辽圣宗、兴宗、道宗三朝皇帝都笃信佛教、精通释典、并积极支持赞助房山镌造石经事业。圣宗时期的燕京、大德云集、人才济济，燕京悯忠寺钞主无碍大师，《续开元释教录》三卷的作者，他著述甚多，是总领群经的讲解和注钞的大学问僧，他的弟子智光应王教之请于统和二十三年撰写《重镌云居寺碑记》。按石经山云居寺有关辽代最早的碑刻是应历十五年王正撰《重修云居寺一千人邑会之碑》，原碑“倾因兵火，遂至伤缺”于是将石面磨平重刻，并在《重修》文后加刻《重镌》记述原委合刊一石。是研究辽代有关镌经事业的重要资料。五台山金河寺沙门行均著《龙翕手镜》，智光为之作序，还有《续一切经晋义》作者希麟等高僧大德都是主持参与《辽藏》编校精审工作的。宋《开宝藏》是我国最早雕印的大藏经，依《开元释教录》而编校，在编刊《契丹藏》时北方已有《贞元录经》；石晋可洪又在《开元录》、《贞元录》的基础上完成《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这时《随函录》已在燕晋一带流传。智昇由长安赍来的四千余卷经本都可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得使《契丹藏》优于《开宝藏》是无可置疑的。
此外，《契丹藏》曾数度传入高丽，为大觉国师义天选为高丽续藏的定本。在高丽本再雕时、比丘守其又用以为校本，他著作的《高丽新雕大藏经校正别录》曾记述：以宋本?《开宝藏》?、国本?《高丽藏》?、丹本?《契丹藏》?、互校以雕新藏，其修删、两存涉及辽藏者凡六十八部，除极少数丹本有误外，其余皆以丹本为佳。《契丹藏》之优亦可从这里得到证实。
以唐代的四千余卷经本和辽《契丹藏》两个绝世不传的珍本作石经的刻经底本，其价值之高是不言而喻的。
据天庆八年沙门志才撰《大辽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载：
有故上人通理大师，缁林秀出，名实俱高，教风一扇，草偃八宏。……师因逊兹山、寓宿其寺，唧石经未图，有续造之念。
这是他于大安九年正月一日在云居寺开放戒坛，所获施金万馀镪、付门人善定、校刊刻石、石类印板、面背俱用、镌经两纸……通理大师把大碑改为小碑，以《契丹藏》卷轴式之一纸，为石之一面。每石二十七行、每行十七字。经题、卷次、编号、字帙。这一变革，既易选材、又易搬运、更利校勘，刻经速度加快，只两年多时间、刻经四十四帙，这种形式一直延续至金代。以房山石经的编帙、验之山西应县木塔出土的《契丹藏》残卷，其版式、行数、字数、帙号相对照，一致相符。更有利的证实房山石经是《契丹藏》的复刻本。这一研究成果的发表，不仅是研究佛刻藏史的大突破，也是对研究辽金史的一大贡献。引起国内外学者极大重视。
房山石经中发现一批久已失传的佛教典籍，如：晚唐大德行琳勘订和部辑唐以前的一切陀罗尼总集《释教最上乘秘窑陀罗尼集》。系利州太子寺讲经论沙门德云集二十卷，上京管内都僧录纯慧大师赐紫沙门非浊续集二卷共成二十二卷，《一切佛菩萨名集》，唐不空和辽慈贤翻译的两部《梵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等，但房山石经中也还有一些词和经尚未找到。如《白带山志》卷四□碑碣：
刘总造《佛本行集经》并题名、存、正书、元和十四年、在小西天。
赵之谦撰《补寰宇访碑录》三孔崔洞《佛寺行集经》并题名、正书刘总选、元和十四年。
卢江、刘声木撰《续补寰宇访碑录》十三孔雀洞《佛本行集经》碑阴，正书，刘总造，元和十四年四月八日
严可均撰《铁桥金石跋》三《佛本行集经》碑，元和十四年四月八日。碑额题出州卢龙两节度使刘相公者刘总也。总弑父兄，晚年父兄为祟，乃削发为僧，其刻《佛本行集经当有数十石，今但存卷卅一之一石，已断为三。总之房山石经的价值，可以从多方面加以评价，在金石书法、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都蕴藏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同时还有一些疑难问题有待研究探讨，只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通力合作，对房山石经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使这世界罕见的文化宝藏，重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