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迹唐风和样

文/刘建

　　(续上期)镰仓时代后，禅宗的勃兴，对日本美术史开拓了新生局面。佛教绘画艺术源于印度，盛于中国。东晋的大画家顾恺之、唐代的“画圣”吴道子皆为佛画名家，中唐至宋元，禅宗盛行。禅宗的幽深精远、超然澹漠’的生活情趣，任运旷达的人生哲学，“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简素宗旨，不仅吸引各个时代的士大夫、文人墨客耽于禅悦，而且还促使中国传统的山水画的表现内容和艺术形式、风格发生转变，逐渐形成逸笔疏放、超然洒脱、恬淡高远的崭新水墨画风。至五代、两宋以后，山水画大兴，成熟为自由自在地表现宗教、哲学的思想概念，以及人生情趣和审美理想的简洁、象征性语言，有大量的杰作传世，对后世中国画的走向、发展影响极大。
　　早在镰仓末期，入元僧就已经将水墨画作为宋元新文化介绍到日本，为禅林鉴赏和珍爱。进入南北朝时代，幕府将军及守护大名竞相搜集、珍藏、鉴赏水墨画及其它珍贵“唐物”，蔚为时尚。随着宋元水墨画在禅林和武家社会流布，镰仓末期后，禅林中涌现了入元僧可翁、默庵以及明兆等杰出画僧。室町时代，又有如拙、周文等画僧辈出。至入明僧雪舟主宰水墨画坛，在禅林及禅僧画家的培育下，以达摩祖师、布袋和尚及寒山、拾得等禅机画，及以山水、兰石为主要内容的水墨画，发展成为与传统的佛画、净土绘画，密教曼茶罗绘画风格迥异的禅宗艺术，迎来了黄金时代。
　　水墨画的创生和勃兴始于禅林，源于禅宗的世界观、自然观和人生哲学。“山川草木悉皆成佛”虽是大乘佛教的共通宗旨，更为禅宗阐扬。在禅林画僧笔下，“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远居幽谷深山，重视从日常琐碎生活体验和陶醉、欣赏大自然中证悟的生活禅、自然禅，激发了禅僧水墨画创作的灵感和热情，使其达到了日臻成熟的艺术境界。 
　　前面提到，平安末期起， 日本画坛上被称为“似绘”的大和绘风肖像画盛行。大约在同一时期，禅宗传入日本而导致禅宗式样的肖像画“顶相”流行禅林和画坛。所谓“顶相”这种禅宗文化、艺术形式，即禅师在象征其全部人格的寿像上题赞，作为师资相承、传法印可之证赋与嗣法弟子。 它是禅宗宣称“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以传法、嗣法为重，敬仰法系祖师的反映和结果。“顶相”经南北朝至室町时代转向全盛。传统的大和绘风与禅风的肖像画式样逐渐融合，诞生了日本独特的肖像画式样。流行范围由禅林漫延大名及上层武士和豪商阶层，奠定了肖像画在日本画坛上的位置。
　　室町中期后， 水墨画这种新的造型艺术，由主张、探索和汉融汇的以狩野正信、元信、永德、山乐、探幽等为代表的狩野派画家加以发展创新。江户中期，盛于明清的“南宗派”文人画传入，取代了狩野派，使传统的水墨画复生。该时代的文人画泰斗池大雅为临济宗中兴之祖白隐慧鹤的禅门信士。白隐慧鹤及法嗣遂翁元庐等当世众多禅僧亦皆长于丹青。大量禅机横溢的水墨画传世，禅林奇葩独放于近世画坛。
　　历史上，对中国文化的依附和追随，以及日本传统的自然观，常常驱使日本民族以理想中的自然景象为目标，雕琢、塑造现实生活中的自然景象。早在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初期，即唐风盛行的时代，在宫廷、贵族社会的宅邸，就已经出现了与汉诗文意境和趣味相应的大陆式庭院。10世纪末，废止遣唐使后，日本文化出现了全盘国风化。由于净土教的流行，与宫廷贵族的“桧皮茸”寝殿式样相称，贵族宅邸内又出现了充满了大和绘风的净土式样庭院。镰仓末期以后，由于禅宗的发展和禅林水墨画艺术的流行，诞生了出自禅僧之手的崭新的禅宗式样庭园。
　　当时的许多禅僧，不仅能诗善画，在造园艺术方面也发挥了非凡的才能。闻名于世的五台禅僧梦窗疏石先后在各地禅寺营造了许多庭园，其中闻名于世，的有京都的西芳寺、天龙寺等。其门下“立石僧”辈出，秉承相传，使五山派禅林中营造庭园之风盛起，进而波及林下及室町幕府将军、守护大名，乃至公家社会，取代净土式样成为时代主流。
　　禅宗式样庭园的创作特点在于：运用象征或抽象手段，将浩瀚自然微缩于方寸空间，借以展现“拳石寸林、趣成千里”、“壶中别是一乾坤”的思想、艺术境界和生活情趣。其创作形式，或于窗前隙地聚石积土，拟叠岳、层崖、远屿、孤洲之状”，聊慰憧憬、思慕秀丽“吴山楚水”之情；或于堂前布白砂、奇石，构成千变万化的“枯山水”，于有限微尘中显现无穷宇宙，寄寓禅思，恰如自然凝炼、寓意深远的禅公案，引人静观默照、冥想殚思。
　　枯山水的代表作，是至今仍闻名于世、吸引络绎不绝的海内外游客和学子趋往、留连忘返的京都大德寺塔头大仙院和龙安寺的石庭。龙安寺石庭别称“虎子渡”(海)，相传源于中国典故。方丈前庭白砂中十五块参差不均的山石，由东至西按七、五、三数字组合排列。集合、离散、远近、起伏的石群与前庭白砂、土墙衬映，构成扑朔迷离、默默无言的公案。大仙院庭园微缩鹤岛、龟屿、蓬莱仙山、汪洋东海于方寸空间，展现幽深清远、空寂恬淡的禅境。
　　镰仓末期至室町时代，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交通、城市的发达，庶民阶层对宗教、文化、艺术的要求日益高涨，为佛教民众化，社会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佛教的民众化、社会化，使本来从属于宗教的传统礼仪逐渐流出寺院渗透社会，最终发展、演变成高度洗炼的新的文化、艺术形式，出现了所谓艺能化、艺道化。
　　花，被古代日本人视为具有某种灵威之物。佛教东渐传入日本后，印度及中国佛教的佛前供花仪礼也随之流入。进入中世，在宫廷和贵族社会发展成为室内装饰物，镰仓时代后更加广泛普及。室町时代后，受禅宗寺院建筑形式和风格影响而出现的“书院造”式建筑，推动，促使“供花”与“饰花”发展为“生花”，与水墨挂轴画相映成趣，构成“书院造”住宅壁龛处必不可缺的装饰艺术。
　　作为装饰艺术的“花道”(后世亦称“华道”)，兴于近侍室町幕府将军，长于花道的艺术集团“同朋众”(大多为称阿弥陀号为名的净土宗系“时宗”门徒，多善歌舞、艺能)。其中，立阿弥被誉为“立花”能手。花道的创始者为京都天台宗顶法寺僧、花道“池坊流”开祖池坊专庆。后经专承、专应继承，进入江户时代，由池坊专好大成为“生花”，分出诸多流派而发展传承至今。
　　专应创造了和汉融会的崭新“立花”技法。他撰著的《池坊专应口传》称：花道至极在于佛教的悟达。所谓“口传”，原为佛教诸宗派师资相承的“奥义”，尤为密宗重视。由于日本天台宗本觉思想主张的“口传法门”及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宗旨的流行，进而发展转变为能乐、茶汤、生花等艺能的传持形式，并导致了“家元”(传人)制度的成立。 
　　偏居东亚汉字文化圈边缘的岛国地理环境，使日本文化在新旧、内外文化的融汇过程中形成了多元、复合的明显特征。在两千余年的漫长岁月里，汉字文化圈的宗主国中国的文化、思想、宗教、艺术等不完整地、但涓涓不断地流入、浸润，影响左右了日本文化的发展进程和方向。这是不容置疑的。
　　14世纪至16世纪的日本文化，可以说是由公、武社会、城市新兴富裕阶层及庶民阶层的文化构成的多元文化。毫无疑问，净土教、儒学、宋学、神道、三教一致思想的流行，影响了这种多元文化的发展。但是，对以唐风和样为特点，以幽玄、静寂、凝炼、稚拙为特色的室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的，则应归功于禅思想的流布和中日禅僧的踊跃的文化活动。
　　正如当年释迦灵山拈花说法、破颜微笑之传，禅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为宗，以扬眉瞬目、举手投足、一棒一喝，开示“言语道断”悟境，弘布“无量无边”法味。这种寡然、简素、幽玄(或曰檬胧、含蓄)的世界观，影响造就了一大批致力改革创新、名留青史的文学艺术家，对日本民族的思想、艺术、语言、文学、工艺、心理、性格、思维方式乃至日常衣、食、住等诸方面都产生于深远的影响，构成了今日日本文化的基本性格和重要特征。 (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