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青州龙兴寺窖藏像残破之谜

方广?

一

　　1996年10月，青州市博物馆在一施工工地抢救清理了一批北宋窖蔽佛像，计有石、陶、铁、木等七种质地的佛教造像200馀件。年代跨度为北魏至北宋，约500多年。技术高超，工艺精美。这批造像原为青州龙兴寺所供奉。它们的被发现，震动全国，1997年被评为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佛教文化》1997年第一期陈晓温、赵宏伟两位撰文对此窖藏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可以参看。文章中并说：“据专家初步考证，龙兴寺窖藏埋于北宋晚期的某个时间，而是什么原因使龙兴寺将几乎全部佛像砸毁掩埋，却仍是一个谜。”
　　《佛教文化》1997年第五期继而发表李森，傅冬华两位的文章《试解龙兴寺窖藏佛像之谜》。两位作者都是这批窖藏佛像发掘过程的参与者与研究者，他们介绍说：
　　“龙兴寺出土的这批佛像，残损情况十分严重，或无头，或缺手，或没足，或残断，其断处击打的痕迹还很清楚，大部分残片完全能够对起来。因此，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批佛像的残破，绝非自然断裂，实系人为击毁所致。”
　　文章又指出：“从造型服饰特点，雕刻手法，艺术风格以及有纪年的铭文认定：残像属北魏至北宋时期的作品。更有说服力的是，窖藏中还出土了北宋后期的‘崇宁重宝’。这种货币铸造于宋徽宗崇宁年间 (1101——1106)，曾经广泛流通于北宋末及南宋初期。这就使我们有理由说：佛像被毁及窖藏的时间，绝不会早于北宋晚期。因而可以肯定，残像与前此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无关。”
　　文章在列举了建炎元年(1127)、建炎二年(1128)两年间青州六次被金兵攻陷的史实后，推测这批佛像被毁的原因是由于战争。战乱后，龙兴寺僧人收集残像，予以窖藏。
　　上述文章对青州这批佛像的情况作了很好的介绍，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笔者最近在参观历史博物馆举行的全国考古精品展时，仔细考察了展出的青州龙兴寺佛像。嗣后又有机会观看了某日本友人拍摄的龙兴寺窖藏佛像录像，得知这批佛像残破的实际情况，对上述文章介绍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感性认识。我认为，李森、傅冬华两位提出的佛像损毁绝非自然原因，而是人为因素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他们认为窖藏於北宋的晚期的观点也凿凿有据。至于窖藏理由，则可以再作斟酌。

　　二

　　李森、傅冬华两位的文章主张龙兴寺造像毁坏於北宋末年的战乱中，说：“在北宋末、南宋初金兵攻掠青州之前，该城处于‘承平日久’的相对安宁时期，龙兴寺不可能遇到什么大的劫难，呈现200馀尊佛像被毁的悲惨景象。及至金兵一来，则时势全非。龙兴寺连接遭受重创，致使佛像支离破碎，罕见全者。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非战乱是不足以有如此大破坏的。”
　　为什么战乱会招致如此严重的毁坏呢?按照文章的假设，乃“不外乎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龙兴寺僧众可能参与了青州的防守，所以触怒金军，“城陷后遭到报复，被击毁了寺内的全部造像。”
　　二、宋金双方兵将可能曾激战於寺内。
　　三、可能由于金兵滥及无辜的恣意打砸抢掠所致。
　　我认为上述假设很难成立。尤其第一种，属于双重假设，更难说服人。
　　上面三种假设，第一、第三两种情况可称为有意识破坏；第二种情况可称为无意中损伤。
　　从目前出土的青州龙兴寺残像的残破形态看，一些巨大的石像竟被砸成几段，许多佛像都支离破碎，面目全非，破坏的佛像数量竟达200馀尊。因此，无论宋金士兵在龙兴寺内如何激战，恐怕也不致使寺内佛像毁坏到这种程度。除非是用火药爆炸。但从残像上看不出火药爆炸的痕迹；相反，佛像的破坏纯属人力所致。因此，第二条无意中损伤的可能，应该予以排除。
　　如果说，这是出于金兵的有意识破坏，我认为这既与金朝佞信佛教的社会思潮不相符合，也与金朝保护宋地佛教既定政策不相符合。因此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金朝是由女真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女真族在开国以前，佛教已经从邻近的高丽、渤海传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北宋徽，钦末年、南宋高宗初年，正是金太宗(1123——1137)统治时期，也是佛教在金朝大发展的时期。因为女真族由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少数民族，短期内迅速崛起，入主中原，必须大量吸收先进的汉文化。所以，金王朝在典章制度方面急剧汉化的同时，在宗教方面主要吸收与推崇前此在金国已经有基础的佛教。太宗常於内廷供奉佛像，又迎旃檀像安置於燕京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每年设会、饭僧。太宗天会二年(1124)，命僧善祥於山西州建立净土寺。天会年问，太宗皇后为佛觉大师海慧在燕京建寺。据说，当时营建寺塔，遍於河北、山西等地，这又与金国加强对黄河以北地区的经营及对宋朝的攻掠与怀柔有关。所以金人所到之处，对各地的佛教特别尊崇。直到天会八年(1130)，才因为佛教发展过于庞大，一度禁止私度僧尼。
　　佛像是佛教三宝中佛宝的代表，具有十分神圣的意义。当时流传大量的灵验记一类的作品，所叙述的就是尊崇三宝者如何招善得福；亵渎三宝者如何如，致惩罚。虽然说社会上并非人人都信佛，但一般来说，越是刚归依不久的信徒，他的信仰心理进越加虔诚。青州被金兵六度攻陷发生1127、1128两年，已经是金太宗大崇佛教的年代。在三宝崇拜思想普遍盛行的社会条件下，即使置金王朝安抚宋地居民的政策不谈，金朝一般的士兵不会做出这种亵渎三宝的事。
　　因此，龙兴寺造像因战争受金兵砸毁的假设无法成立。

　　三

　　500余年的造像毁於一旦，这的确不是一件正常情况下能够发生的事情。损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是由于宋徽宗废佛。
　　人们以往对“三武一宗”，亦即北魏大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帝、后周世宗所发动的废佛比较熟悉，而不知道北宋徽宗时也曾经有过一次废佛。
　　以宋仁守即位为界，北宋的佛教可以分为前后两期。
　　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家对佛教采取较为积极的支持政策。宋太祖曾派遣僧人西行取经，并大量招纳东来的西域僧人。这些活动也可以看作是宋朝力图通过佛教纽带扩大对外关系，争取与国的一种努力。当时，国家较为重视佛教文化事业。刊刻了我国第一部版刻大蔽经《开宝藏》，后又在汴梁(今河南开封)设立印经院负责佛教的印刷。所印刷的《开宝藏》曾应周遍国家之请遍赠各国。这也是力图用佛教作为扩大对外联系的窗口。此外，朝廷专门设立译经院，翻译新得的梵文经典。北宋共计译经285部，758卷。其中绝大部分是前期译出的。所译经典，以印度密教为主。这一时期北宋僧尼发展甚为迅速。太平兴国元年(976)，宋大宗一次普度童行达17万人。到天禧五年(1021)，全国已有僧人397615人，尼61240人，寺院近四万所。 
　　仁宗起，佛教的发展开始受到限制。仁宗景祜二年(1035)以后，译经院的活动逐渐消沉，神宗熙宁四年(1071)译经院被废。印经院原由国家负责，此时也不放给佛教教团自行管理。僧尼的数量开始下降。根据熙宁元年(1068)统计，全国僧人为220660人，尼3430人。宋徽宗即位，进一步限制佛教发展，甚而公开采取废除佛教的措施。
　　宋徽宗佞信道教。崇宁四年(1105)他赐信州龙虎山道士张继元，号虚靖先生。大观二年(1108)，颁《金篆灵宝道场仪范》於天下。进入政和年(1111～1117)，他佞道日甚，益信神仙之事。政和六年(1116)四月，因左道录徐知常的推荐接见林灵素，从此大为宠信，溺道更深。
　　林灵素，温州人，“少从浮屠学，苦其师笞骂，去为道士。善妖术，往来淮泗间，丐食僧寺，僧寺苦之”(《宋史》卷四六二)。亦即他本来是个僧人，因受不了师傅的打骂折磨，当了道士。当道士后，曾游方乞食，又受到过僧人的欺负。这样，林灵素就对佛教结下冤仇。
　　《宋史》卷四六二载，宋徽宗接见林灵素，林灵素大言欺人，说：天有九宵，而神宵为最高，其治日府。神宵玉清王者，上帝之长子，主南方，号长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於世，其弟号青华帝君者，主东方，摄领之。己乃府仙卿日褚慧，亦下降佐帝君之治。”还说徽宗手下的文武官员乃至太监如蔡京、王黼、盛章、王革、郑居中，童贯等都是天仙下凡，佐理治化。当时宋徽宗喜爱刘贵妃，林灵素说刘贵妃是天生的九华玉真安妃。这一番胡说八道，骗得宋徽宗心花怒放，“帝心独喜其事，赐号通真达灵先生”(《宋史》)卷四六二，《续资治通鉴》卷九二)。
　　“(政和)七年二月……，甲子，会道士二千馀人於上清宝篆宫，诏通真先生林灵素谕以帝君降临事。……辛来，改天下天宁万寿观为神宵玉清万寿宫。 乙亥，幸上清宝篆宫，命林灵素讲经。”
　　“(政和)夏四月庚申，帝讽道篆院上章，册己为‘教主道君皇帝’”。
　　如此等等，宋徽宗是完全昏了头。甚至诏诸路选漕臣一员，提举本路神宵宫。也就是说，把道教提到官办国教的地位。林灵素则日见宠信，耀武扬威。重和元年(1118)，他被封为“通真达灵元妙先生”。“假帝诰、天书、云雾，务以欺世惑众。……其徒美衣玉食，几二万人。遂立道学，置郎、大夫十等。有诸殿侍晨、校籍、授经，以拟待制、修撰、直阁。”(《宋史》卷四六二)林灵素既已势焰薰天，便“始欲尽废释氏以逞前憾”(《宋史》卷四六二)，要报当年受佛教轻侮之仇了。
　　宣和元年(1119)，在林灵素的挑拨下，宋徽宗重提“夷夏之辩”，下诏称佛教属于“胡教”’“虽不可废，而犹为中国礼义之害，故不可不革。”接着，“诏：‘佛改号大觉金仙，馀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改女冠为女道，尼为女德。”(《宋史》卷二二)《续资治通监》这样记载这件事：“诏佛改号大觉金仙，馀为仙人、大士之号，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即住持之人，为知宫观事。所有僧录司，可改作德士司。左右街道录院可改作道德院。德士司隶属道德院。蔡攸通行提举天下州腐僧正司，可并为德士司。寻又改女冠为女道，尼为女德。时林灵素欲废释氏以逞前憾，请悉其号，故有是命”(《资治通监》卷九三)《宋史纪事本末》同年还有这样的记载：“寻诏德士并许入道学，依道士之法。”(《宋史纪事本末卷》五一)。
　　也就是说，宋徽宗虽然没有象北魏太武帝及唐武帝那样把佛教扫地出门，但比后周世宗的废佛措施要严厉多了。佛、菩萨、和尚 尼姑乃至僧录司一律改名。僧人换道士服饰，象道士一们称俗家姓氏，服从道士管理，学习道教，依道士之法，也就是要整个地按照道教的面貌来改造佛教，以达到废除佛教的目的。
　　宋徽宋废佛政策当时的实际执行情况如何?史无明载。但《宋史·王衣列传》中的一段记载或者对我们理解当时执行情况，或有一定的帮助。
　　“林灵素得幸，将毁释氏以逞其私。襄州僧杜德宝毁体然香，有司观望灵素意，捕以闻。衣(即王衣——方按)阅之曰：‘律，自伤者杖而己。’灵素求内批，坐以害风教窜流之。停衣官。”(《宋史》卷三七七)
　　上有所好，下必甚矣。在当时那种废佛的大环境下，出现青州龙兴寺那样砸毁佛像，予以掩埋的事件，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青州龙兴寺佛像被毁的真正原因。
　　林灵素日益霸道：“出入呵引，至与诸王争道。……在京师四年，恣横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敛避。太子入诉，帝怒，以为太虚大夫，斥还故里。”(《宋史》卷四六二)虽则如此，废佛措施未见撤消。不过，未几发生“靖康之变”，天下大乱，北方为金朝统治，佛教开始复兴。南方为南宋统治，佛教也恢复旧观。所以宋徽宗的废佛举动在中国佛教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只是一个无关大局的波折，而青州的残破佛像向我们默默诉说的，正是这一历史的故事。
　　在中国，在南北朝晚期已经出现的南北佛教融合的趋势，随着隋朝的统一而得到进一步加强。经过数百年的吸引，摩擦，濡化与融合，佛教已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唐代开始，佛教已经为中国文化容纳，成为中国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也已认识到佛教的补充作用。 由此确立的以儒为基础，以佛、道为羽翼的大格局绵延千年。三教合一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这就是隋、唐王朝得以成功推进三教合一政策的背景。所以，大部分统治者都比较自觉且成熟地推行三教合一的政策。唐朝初年虽一度爆发“沙门拜君亲”之争，实际只是一股回流。随着唐玄宗的纯熟的三教合一政策的执行，这种争论再也不复出现。当然，在独裁制度下，政策往往会因人而设、因人而废。因此，最高统治者的某些不合时宜的政策，有时也会打破三教合一的均衡，引起新的废佛浪潮；不过，新的废佛浪潮虽能得逞於一时，却没有可能摧毁三教合一的总格局。宋徽宗废佛就是这样。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佛教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