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竹风同志与宗教研究

业露华

　　罗竹风同志是党的优秀干部，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他一生为党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学识渊博，在很多学术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他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出版家和杂文家，同时他又是一位勇于探索，不断开拓的宗教学者。他在宗教学研究领域中作出了许多重大建树，受到大家的推崇。
　　罗竹风同志与宗教的因缘，起于五十年代初。解放初期，他从山东青岛调到上海，在华东抗美援朝总分会工作。不久，即调入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上海宗教事务处工作，从此即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解放初上海的宗教情况非常复杂。当时上海的佛教和道教，在全国有着重要影响，基督教和天主教更是全国的中心。中国基督教各教派的主要教会团体有一半以上办事机构设在上海，天主教在华各修会和传教会也都在上海设立机构从事各种活动。因此，上海宗教工作开展得如何，不仅对全国有很大影响，即使在国际上也会产生巨大影响。
　　五十年代，罗竹风同志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照和指导下，认真贯彻和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深入细致地了解研究当时的宗教情况，积极主动与宗教界人士交朋友，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为搞好宗教工作作了不懈努力。
　　他直接参加领导了五十年代初上海天主教界开展的反帝爱国斗争。1953年，天主教内开展了清除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在这场群众性的爱国运动中，罗竹风同志坚决支持群众爱国热情。当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之时，他一方面大力支持基督教的爱国运动，一方’面则对一部分由于暂时还不理解这一运动，因而心怀疑虑的教职人员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从而推动了三自爱国运动的发展，保进了基督教界的内部团结。他还为建立和健全爱国宗教组织，修整和恢复宗教活动场所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例如他曾经在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参与并领导了解放初期杭州灵隐寺的修复，和上海玉佛寺的保护修整工作。
　　为了作好宗教工作，他曾经遵循周总理的指点，通读了三遍《圣经》，还看了《古兰经》和佛教的经典。为了搞好宗教工作，他和宗教界人士结成了好朋友。他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平易亲人的待人风格，深深地感动着周围与他一起工作的人，至今上海一些宗教界人士在谈到罗竹风同志时，还总是充满着感情。
　　1956年，他奉命筹建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上海社联)。此后不久，他又出任上海出版局局长。这一段时间，他人虽离开了宗教工作领域，但还时常关心着宗教工作，关心着宗教界的朋友。
　　“文化大革命”中，他和大多数老干部一样遭受了许多磨难。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他才恢复了工作。可以说，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他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是放在当代中国宗教问题的研究方面。
　　1979年，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在昆明召开，罗竹风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宗教研究的若干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谈到，恢复和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是一种点缀和恩赐，不是专门给外国人看的，而是为了满足广大教徒宗教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执行政策一定要认真、坚决、放手。关于宗教学研究，他认为：我国的宗教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比较落后，但没有包袱，只要路子对，方法对，不受干扰，完全可以后来居上，他说，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伺题，一定要作系统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关于无神论宣传，他认为要努力反对封建主义和各种造神、护神思潮，又要防止简单化和急躁情绪，以免妨碍宗教政策的贯彻和执行。他的这些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为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开展宗教研究工作起了推动作用。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担任了刚成立的中国宗教学会的副会长。
　　1980年他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的主编。在编写工作中，他强调中国的宗教学研究应当在方法上力图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实际工作中，他又认真组织编写队伍，仔细落实每一个辞条的编写，使《宗教卷》得以按时顺利出版，并保证了一定的质量。 
　　此同时，他倡议筹建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和上海宗教学会，并担任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和上海宗教学会会长。在他领导和推动下，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和上海宗教研究所和上海宗教学会在宗教研究，特别是当代宗教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由罗竹风同志主持编写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一书，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另一本由他主持编写的国家“七五”重点项目《人·社会·宗教》，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此外，他还主编了《宗教学概论》、《宗教通史简编》和《宗教经藉选编》等著作，并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宗教问题研究的论文。
　　在当代宗教研究方面，罗竹风同志具有认真探索的科学精神和勇于开拓的理论勇气。
　　首先，他提出，宗教研究，特别是社会主义时间的宗教问题研究，必须要反对教条主义。他认为解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因而中国的宗教状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还是以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在某一特定历史下关于宗教社会作用的论述来指导当前的宗教问题研究，就不能解释许多复杂的社会现象。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因此他提出要向实际情况作调查，通过实地调查来了解当前存在的宗教问题，来研究当代的宗教问题。他认为只有解放思想，崇尚实践，才能有所突破，取得成效。
　　其次，他认为宗教研究工作者应当互相协作，努力探索，不断开拓新领域，研究新问题。他说，宗教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应当不断地开拓新领域，多方协作，努力探索。他认为在探索过程中，即使不够成熟也无妨，只要坚持党的方针政策，从实际出发，提倡严谨的学风，力求观点与材料相结合，避免任意性，就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就。
　　此外，他还强调要加强对国外宗教和宗教研究情况的了解和研究。他提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今后，应当更加主动地开展宗教界的对外友好往来，这就必须要多了解外国宗教的情况；要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也必须加强对国际动态的研究，因为中国不是孤立的。他认为，在许多国家中，宗教信仰者占绝大多数，我们应当了解和研究外国的宗教情况。他把加强了解和研究国外宗教和宗教学的问题，作为建设宗教学科的重要问题提出来，认为宗教学作为一门学科，国外许多国家的学者，都在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他认为宗教学研究队伍，要团结，要互相协作，要搞五湖四海。因此在他领导下，上海社科院的宗教研究所和上海宗教学会从成立的一开始，就形成了由宗教研究者，宗教工作者和宗教界学者等组成的研究力量。他认为这样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有利于取长补短，有利于开展争鸣。
　　他还认为，必须从实际出发看待和研究中国的宗教问题。当前我国还只是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宗教问题有极其复杂的内涵。除了宗教内部的众多因素之外，还牵连到社会大环境，包括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风气的好坏，人民生活的实际等，都会影响到宗教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因而在一定时间内，我国的宗教还可能有所发展。除了社会因素之外，人的心理因素也是当前宗教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说，人是需要保持内心平衡的。当这种平衡发生危机时，就会上下求索，寻找得到“自我慰藉”和“自我完善”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并不奇怪，却没有必要为之惊慌失措。他说，当宗教有所发展时，应当头脑冷静地多从历史社会原因寻求答案。既不必大惊小怪，更不能惊惶失措，妄图以行政手段强加干预。
　　他认为解决好宗教问题的首要条件是坚决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已作专条明文载入新宪法，任何人不得违反。”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为了各民族的大团结，正确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至关重要的，这对祖的长治久安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在爱国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这也是罗竹风同志关于搞好宗教工作的重要思想。他曾经反复强调：爱国主义乃是宗教工作的精髓。他认为，在宗教如何适应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必须强调爱国主义精神。他指出，爱国主义是宗教信仰者适应社会主义的一个最根本问题。而且这是经过多年的实践，从实际出发并且已经得到证明了的。他曾经明确指出：“这种爱国主义，就是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向社会主义建设前进的伟大祖国。不管什么人，只要爱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就具备了大家团结一致的基础。”
　　罗竹风同志在宗教研究领域里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他能够在这一领域取得如此成就，最重要的就在于他能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勇于开拓的理论勇气。“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不务虚名，埋头苦干”，这是他对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同志们的要求，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