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风和样

刘建

　　主持寄语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这话现在已成为人们谈论两国历史所惯用的开场白、口头禅，中日佛教关系之密切，也广为人知，尤其几年来赵朴初会长所提出的“黄金纽带”被三国佛教界广泛认同和加以运用之后，“黄金纽带”这个词也几成东亚佛教友好关系的一种代名词。这当然都是好事情。不过，要是再深问一句，中日之间的历史文化究竟是个怎么个渊源关系?比如说，具体到中国佛教文化到底对日本文化起了哪些作用?恐怕能说出个一二三的就不多了。近年来，随着两国推动友好邦交的老一辈逐渐谢世，年轻一代不了解过去历史、对两国友好重要性认识不足的现象，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忧虑，在这方面，中国年轻一代的情况并未见得比日本青年好多少，对中日文化渊源的隔膜、淡漠是普遍存在的情况。深感于此，我特地推荐刘建先生《唐风和样》一文，将佛教东渡与日本文化相融合后，在文学、书法、音乐、舞蹈等领域开花结果的历史尽可能向人们作一具体介绍(茶道以往已在本刊详介，不再刊载于此)。刘建先生在日本佛教系的大谷大学读毕佛教文化课程，他的新著《佛教东渐》已在北京出版。
　　程万红子北海白塔下



　　佛教东传日本以后，日本人或直接依赖汉译佛典，或发明、借用“训点”，修习和解读经论。佛教作为异文化的代表和高深的学问被延为上宾，成为国家、天皇和贵族镇护国家、禳灾延福的垄断御用宗教。进入12世纪后，所谓“和汉混杂”，即用中国汉字和日本“假名”书写的称为“法语”或“假名圣教”的佛教文学作品相继问世。著名的如：凝缩了法然终生探求专修念佛立场、主张的《一枚起请文》；如实表现、传达了亲鸾、日莲信仰核心的致门徒的“消息”(信函)，以及道元为淋漓尽致地表现其教学思想、信仰而撰著的独具风格的“和文体”法语集《正法眼藏》等等。佛教的民众化、社会化和佛教教理教义的普及，开拓了日本语言深广的表现领域，增加了日本民族宗教、哲学、思想的内涵。此外，中世文坛中还涌现了大量出自僧侣之手，用“假名”撰著的、与佛教相关的“物语”，佛教说话、祖师行状记、绘传和史书等，其中一些代表佳作流传至今。如慈园的《愚管抄》、无住的《沙石集》、觉如的《亲鸾圣人绘传》、虎关师练的《元亨释书》等等，不胜枚举。佛教成为中世文学家、思想家探索人生、社会的思想源泉和主要媒介。
　　从镰仓时代至现代的长达?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禅宗的兴隆、普及，不仅形成了日本佛教发展史上的一大壮观，还触发了太古以来传人、堆积、独具日本民族特色的“禅文化”。
　　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以单纯直截、自恃、克己为修持手段的中国禅，受到了镰仓、室町武士的狂热皈依和崇信，成为其平定天下、治理国家和修身养性的精神依托和指南。除宗教需求外，掌握了政治权力的新兴武士，由中国禅林延师东渡的另外一个目的，是通过中国禅僧摄取宋、元明先进文化与传统的贵族文化抗衡，借以巩固和维持幕府统治。特别是室町幕府时代，在各代将军的积极扶植和保护下，临济宗五山禅僧进出政治、外交、经济和贸易等诸领域，对思想、艺术，乃至生活等各方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参差、简素、枯淡、超俗、自然、清寂、幽玄”等为思想、艺术风格特征，由诗文、书画、能乐、和歌、连歌、俳谐、茶道、花道、香道、园艺、饮食等构成的禅文化，繁荣于中世、近世；作为日本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至今仍焕发着隽永的生命力，受到世界的注目。
　　禅文化之纲，可推京都、镰仓两五山派禅僧创作的文学作品，习称“五山文学”。五山文学的渊源，可追溯至中国禅宗的发展和变迁。唐代中后期至五代，南宗禅逐渐压倒北宗禅，“一花开五叶”，分流出曹洞、云门、法眼、伪仰、临济等五宗，兴旺发达，势不可遏。南宗禅的兴盛，反映了“安史之乱”后的唐代中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心理结构，以及文人士大夫风习等社会条件、因素的变化。提倡主张“直指人心”。“顿悟成佛”的南宗禅，迎合了奉行“达则兼济天下，不达则独善其身”的中国士大夫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情绪。儒禅归一，士大夫与禅僧的相互靠拢，成为中唐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总趋势。经唐、五代至宋代以后，禅林和士大夫的关系由互相渗透、依托，发展为掸僧士大夫化。禅僧或遍历名山大川、游化参禅，或与文人士大夫结友唱和，填词赋诗，鼓琴作画。宋代许多掸林名衲都以工诗文善书画而驰名当世文坛艺苑。文人士大夫之间则禅悦之风盛行。北宋文坛领袖苏轼，程颐、黄庭坚等或笃信禅旨、出入禅门，与禅僧大掉机锋；或援引禅理、袭用禅偈、吟诗作赋。经北宋、南宋两代延至元明，不断发展为独具时代特色的“禅文学”，蔚为一代潮流。
　　中国佛教、思想和文化界的这股时代潮流，随着禅宗的东流而传人日本。镰仓末期以后，被誉为日本五山文学之祖的元代国僧一山一宁为首，清拙正澄、明极楚俊、竺仙梵仙等十余名元代禅林高僧相继东渡传法。其后，一山一宁门下，南北朝时代的日本禅僧雪村友梅赴元参禅求法二十余载。五山文学由此形成高潮。
　　元初，中国禅林以临济宗虎丘派的古林清茂为中心，反省掸林文学士大夫化，提倡以佛法为主的偈颂主义。日本禅林称其门下为“金刚幢下”。有元一代，入元日僧浩浩荡蔼，多达200余名。荟集古林清茂门下参禅问道的人元日僧多时竟达30余人。古林倡导的偈颂主义，先由其弟子竺仙梵仙传人日本，后经入元50余年、曾从古林参禅的龙山德见举扬而盛于日本禅林，成为南北朝时代五山文学主流。其门下名僧辈出，以义堂周信、绝海中津最负盛名。
　　此外，活跃于各时期外交、思想和文学界的著名日本五山禅僧还有瑞溪周风、惟肖得严、江西龙派、岐阳方秀、桂庵玄树、横川景三、希世灵彦、天隐龙泽、景徐周麟等。
　　镰仓末期至室町末期300余年间，由中国渡日禅师和日本五山掸僧兴起的五山文学，不仅促进了日本禅宗的普及，推动了汉诗、汉文学的空前绝后的发展，还传播了吸收、消化、融汇了大量禅宗思想的新儒学宋学，给日本儒学、思想界吹进了缕缕新风。
　　在中国禅宗和宋学发展史上，由中唐经两宋，以见性成佛为宗，主张回归自身本源的禅宗和以穷理尽性为旨，提倡，探求自身本性的宋学，互为贯通、互相吸收，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的禅宗和时代特色的宋学。13世纪以来，中日禅僧之间的频繁往来，造成中国宋学传人日本之滥觞。
　　日本五山禅林中，输入宋学之先驱可推东福寺开山圆尔辨圆。圆尔人宋时，曾先后投无准师范及北?居简、痴绝道中等南宋禅林宋学大家门下。在宋6年，深受宋学、禅风熏陶。归国时携回大量三教典籍。还曾为幕府执权北条时赖进讲《大明录》，向龟山法皇阐述三教旨趣，致力传播禅、宋学于公、武二家。
　　但是，对介绍和传播宋学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的，无疑应属以兰溪道隆为代表的一大批渡日禅师。兰溪道隆应执权北条时赖之请开山住持日本第一“禅寺”建长寺；身居禅宗道场，援儒人佛，阐扬宋学新意，教化幕府武士。其后，兀庵普宁、大休正念、无学祖元、一山一宁等渡日本禅林硕德皆兼通宋学，对新兴的武家政治、思想、文化均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
　　此外，日本五山禅僧中阐扬宋学者亦不乏其人。南北朝时代，有中严园月、义堂周信，室町时代有岐阳方秀、云章一庆、桂庵玄树等。其中开创了《四书》汉籍“和训”的岐阳方秀，以及发明了“桂庵标点”的岐阳方秀弟子、人明僧桂庵玄树，各执一帜、分门立派，为宋学在日本朝野的推广普及和宋学学派的成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进入江户时代，日本朱子学作为幕府及诸藩的卸用官学走向全盛，构成了日本思想、文化发展的新格局。不容忽视的是，江户时代朱于学开创者藤原惺窝和林罗山皆为出身于京都五山相国寺，建仁寺的禅僧。为江户时代朱子学的隆盛奠基、铺路的也正是镰仓时代至室町时代活跃于五山禅林的中日两国禅僧。
　　随着五山文学的兴隆，中国各时代的大量优秀文学艺术作品被源源不断地传人日本。此外，不少流行于世的文学论著、诗论等也被陆续介绍到日本，从而影响和促进了日本歌论、连歌、俳句、能乐理论，乃至文学、艺术论的形成和发展。学贯和汉之学、擅长和歌的花园上皇及活跃于南北朝末期至室町初期的大名歌人今川了俊曾分别参禅于宗峰妙超、关山慧玄及一峰明一等禅衲，从其和歌作品中可以领略、感受到禅家风格。室町时代后，连歌盛行。天台宗僧侣心敬基于对掸法的深刻领悟，确立了连歌论，奠定了连歌的文学体裁。当时，以饭尾宗祗为代表的连歌师中参禅者颇多，其连歌论著中也可窥见习禅的痕迹。对江户初期连歌、俳句的革新和普及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山崎宗鉴也得力于曾投拜一休宗纯门下参禅问道。把冗长、繁琐、低俗的连歌、俳句改造、纯化为具有恬淡、风雅、隽永格调，由五、七、五共十七个字组成的世界最短的诗歌——俳句的，是活跃于江户中期的俳人松尾芭蕉。树立了所谓“蕉风”的名句《古池》，呈现了物我一如的宗教、艺术体验；其艺术灵感体验，相传源于芭蕉与佛顶和尚的禅问答芭蕉以后，被称为俳人“十哲”的著名小说家夏目漱石也曾投镰仓圆觉寺参禅，著有描写自身参掸体验的小说《门》，跨大正、昭和两个时代的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在授奖仪式上发表的题为《我与美丽的日本》讲演中，连篇引用道元、明惠、西行、良宽、一休等高僧的诗、歌，论证并揭示了禅的精神与现代日本文学创作的渊深关系。
　　能乐，是日本中世文化中最具时代特色的演剧。能乐原称“猿乐”，其雏型为唐代散乐。传人日本后，被作为诙谐余兴，用于神社祭礼和寺院法事。南北朝至室町时代，演变为庶民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后在足利义满为首的室町幕府历代将军的保护下，由出身贫贱的猿乐师观阿弥清次和世阿弥元清父子两代大成，登上了高雅之堂。世阿弥被称为能乐稀世奇才，曾从曹洞宗竹窗智岩问道参禅。其独成体系的能乐秘传书《世阿弥二十三部集》中大量引用了《六祖坛经》、《碧岩录》、《证道歌》、《临济录》、《景德传灯录》等禅家典籍。能乐的宗旨“幽玄”的思想理论即源于《临济录》。世阿弥依据自身参禅体验提高了表演艺境；援用禅家典籍深化、奠定了能乐的艺术体裁和宗旨。世阿弥女婿金春禅竹继承发展了能乐理论。他在参学于一休宗纯门下，求教于当代佛教名僧、宋学硕德基础上，撰著了秘传书《六轮一露之记》。书中运用参禅体验和禅家思想理论，将能乐的艺术品位，即他的能乐观概括为“寿、坚、住、像、破、空”等“六轮”。把能的最高艺术境界“空”解释为“悟了同未悟”的禅境，称千姿百态的能乐为“本来无主无物”的枯稚拙之“妙用”。充分体现了他对六祖慧能的“父母未生以前本来面目”公案的悟证和禅学素养。
　　(下期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