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性 --
（十五）僧团的主业是什么 （十六）金钱无关善恶 （十七）佛教反对自杀 （十八）戒酒与禁毒 （十九）佛教的危机 （二十）法显的委屈 （二十一）佛陀回乡 （二十二）宗教信仰的源泉 （二十三）政教关系 （二十四）佛教发展的空间有多大
同修来论道，感叹福建寺多僧多信众有定数，所谓的竞争激烈，发展信众困难。这些，我听后莞尔一笑。 （二十五）宗教哲学的二种传统模式和正在发生的演化 （未完待续）
2006年下半年，本人作为首期爱国宗教界人士研修班学员，于中国人民大学研修4个月。宿立新苑，食西区食堂。上课于明德楼，主要课程有宗教学、世界宗教史、哲学导论、管理学、伦理学、古汉语、中国近代史、宗教与当代社会、法律基础知识以及朱维群、叶小文、方立天等专家的专题讲座。其间与大学师生有些接触，尤与哲学院师生交流为多。事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佛教僧团的主业是什么。
考察释迦牟尼佛的一生，主要的工作是讲经，树立伦理道德的典范，制定并实践戒律，管理好僧团，协调好僧团与政权、僧团与社会包括信众的关系，培养僧团的后续力量。佛陀讲经，就信众或社会人士的咨询疑问，应机而讲，有的放矢。经书大多数是佛陀与请教者的问答录。佛陀十大弟子的主要工作，也不离此。
从佛陀及其弟子的主要言行上，我们会得出启示：作为佛教僧伽，主要的工作，不是直接创造财富，那是经济学家与商人的事；我们的任务，应是继承佛陀当年所做的事业，弘扬佛陀确立的精神。
据此，作为僧人，我们的主业，是弘法，是持戒，是传播佛教教义与实践佛教教义，做教义的实验者、榜样者。信徒因此有专业的授业师，少走了弯路。作为僧人，放弃可能拥有妻或夫、儿女的权利，着灰衣、素食、清心寡欲，必另有所求或另有所向往，那就是在宗教上要有所得。为此，作为僧人，一定要按照佛陀教诲的路子，前去走一走，哪怕探一探，看效果如何。信仰，如果没有从信仰中得到宗教上的体验，那是缺憾的。佛教有念佛，有坐禅，有持咒，有诵经，有观想等，法门万千，不去实践，便是不事主业，徒过光阴。
人生是短暂的，钱、权、情、名等等，都会是过眼云烟，只有宗教上的业力随身。我们总不能仅过一世一生就永远消散消失，没有了光明的未来。为此，除了你喜好的名、利、权、情等之外，你还须储备良知道德善美的业种，着力保有你宗教上的生命，她的真实足以使她永续长青，这样，我们就需要在宗教行为上有所作为。
在我的人生设定中，我的主业在弘扬与实践核心教义、持守戒规。信徒来寺不能只看到佛的像而没有看到佛的心，佛的教义就是佛心。拯救苍生主要靠的不是佛像，而是佛的教诲精义。因此，我希望充实自己，一生以传播与实践教义为重任，做佛教文化的播种者、催生者、收获者。
翻看高僧传记，我们发现，能成高僧，那是因为人度得多，法弘得广，对前人理论有所发挥。或者，修持得严谨，有所证悟，因此，德高望重。从此可知，高僧高在宗教上的成就，高在精神，而非高在直接创造了物质财富，这也是佛教根本的核心所在。
不少僧人，对佛教的信仰，本末倒置，身份定位不清，把自己变成了社会活动家、企业家、外交家、慈善家，惟独不是宗教家。穿佛衣不说佛语，不想佛恩，不为佛行，不做佛事，不证佛果，甚至不信三世，不信因果，不信佛之说教，那与俗人有何异之。俗人依据什么对僧人进行崇拜，我们又以什么对俗人进行说教。
人说，物以稀为贵，佛教僧伽贵在掌握佛教精神并有实践经验，以其稀才贵，才堪为俗家弟子之师。为此，我们僧团，当专职于佛教教务，以弘法持戒为家务，以带领信众实践教义为首要。古代高僧莫不如此。这也是他们契佛行仪的所在，也是他们传世的原因所在。
我之从佛，重在信、解、行、证。不信，哪来恒心愿力；无解，就会盲从；不行，没有实践，何来结果，何来实证。没有这些，不是以己昏昏教人昭昭了吗？为此，我们不应为建寺而建寺，而应把宗教场所变成信、解、行、证的基地，总结出契合时代的信、解、行、证的方法，从宗教上服务于信众与民众。不应使寺院越来越往纯粹的旅游场所或文物保护单位方向转化。否则，信仰成了职业，僧人成了雇工，僧团的主业偏离，不仅世俗化而且庸俗化了，佛教的核心精神，也因此得不到彰显，从而失去了僧团存在的根本意义。
人说：钱乃万恶之源。其实未必如此。
首先，钱非主观意识或者说非精神的，它是物质性的东西，本身没有意义，价值靠人与社会给予，不会自己造恶，本身也不存在善恶的属性。
能造恶的是有情物，通过身口意。动机恶、行为便恶。也就是说，有意恶，口与身等行为便恶，如恶意赚钱，恶意用钱，导致恶果。恶的是主动者，而非被动者。无意识的钱，永远是佛教中代表不善不恶的中性词——无记。
钱既无记，便无须去无端地推辞它。
佛陀曾说：贫困是一种灾难。有一次，佛陀还亲自安排一位饥饿者先吃饭然后才去听经。
苦行，虽被赞叹，但不是解脱的根本道路。所以，佛陀六年苦行后，还是放弃了这种极端的生活方式，改行中道。贫困之于社会，是社会的苦行，也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脱——解决。
为此，钱——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和丰富，是必要的，也是合适的。关键的是，要采用什么方法积累，如何消费。
站在佛教角度，只要用善法赚钱以善法用钱，便是善举并无不可，而且值得肯定。
佛教首戒便是戒杀。
无论杀的理由如何充足，方法如何人道，杀的本质还是杀。
杀，在佛教中，得难忏悔罪。
自杀也是杀，为佛教所反对，为佛教界所谴责。
佛教制杀戒的因缘，便是为了防止自杀。因为当时有些僧俗，听到佛法中的苦空道理后，便自暴自弃，生起自杀的心，想以此了结自己，以为这样便可解脱自己。
人乃有佛性，当成佛，有成佛的希望。自杀，剥夺了现世成佛的希望，亦出了佛身血。何况，佛说：人生难得。
人的成长，是社会成就的结果。为此，对社会负有责任和义务。自杀，等于放弃了这种责任和义务，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尤其是，放弃了对父母培养之恩的报答，非中国的孝道所为。
自杀，否定了人的存在价值，也否定了社会的正义与合理性，并且，导致许多社会问题。
自杀的动机虽各不同，但有一点，却基本上相同，即自杀者的利己主义作祟。除非他是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宿命型自杀，但这些不是我这要探讨的。
利己主义者永远不会是集体主义者，他不会有整体意识、大局意识。在他自私思维中，从来就没有世界一体、众生一体、互相联系、共生共荣的观念。他永远认为，他是他，他的生死存亡与荣辱祸福与别人无关，他属于他自己，他主宰他自己，他有权支配他自己的生命、荣誉、人格、身体，乃至灵性。但他错了。他应知道，既然他被赋予生命，就被赋予使命，完成使命才是生命到来的本质，他无权也无由因“自杀”一念的无法控制，导致生命和灵性的提升进程又被误了一生，甚至，由此自私行为，向下沉沦。
我在这，不是表达我对自杀者的愤怒，而是表达我对他们的同情。因为同情，必须谴责。否则，中国高校优秀师生跳楼事件不会停止，日本少年儿童的自杀消息还会频传，世界各地农村妇女自寻短见不会减少。
同情与谴责之余，我们必然关注：解决的办法。
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不相信还会有因为物质原因而绝望者，他们的轻生，绝大多数因为精神原因：心理焦虑、情感孤寂、思想困惑、前程无望，以及种种心理压力与社会压力逼迫，以致无法承受。由此可见，问题来自心理来自社会，但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是那么容易解决吗？
社会于矛盾中发展，矛盾是恒常的，想彻底解决矛盾和消灭压力是不可能实现的，为此，首先一定要培养在矛盾中适应矛盾，在压力中适应压力的能力。其次，再以适当方法对矛盾和压力进行疏解。而宗教，尤其是佛教，为此提供了千百年来被验证为行之有效的传统途径。
有勇气自杀，难道会没有勇气战胜自杀？有勇气放弃生存，难道会没有勇气生存？
佛教戒酒，五戒之一。酒的罪恶，不在酒本身，而在人饮了过量的酒之后。
酒中酒精，可以乱智乱性。乱智乱性便会坏事，其实，这也是佛陀当年制戒的因缘。
毒品，于佛教中，被排在酒之列，它的功能，本质与酒精同。
佛教中，有僧人沾酒乱智的例子，也有信徒沾毒乱了家庭的例子。
因此，佛教戒酒同时也戒毒。
现在，毒品肆虐，横行于欧美，虽然产生于第三世界。毒害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超过了贪腐和艾滋病。
近年，毒害愈来愈强烈侵袭我国，这应引起我们佛教界的关注，并协助政府采取应对的措施，帮助解决一些因毒害产生的社会问题。
佛教的危机，我这里讲的，不是体现在根本上，而是出现在形式上。
对这，我想从基督教的圣诞节说起。圣诞节是耶酥的诞辰，公元纪年从此计起。
近年，圣诞节的名字，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现在，圣诞节活动已从教堂走出，渗入了宾馆、酒店、商场、超市、甚至是公园，俨然已成中国春节之外的最有人气的节日与中国习俗。从宗教角度看，这不能不说是西方宗教基督教在中国本土化实践的成功范例。
反观佛教，入华2000多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等接纳、融合、更新、创造，有过深刻的本土化进程，那怕是形式上的，如服装、活动仪式等也都完全中国化。从而站稳了脚跟，有了发展。但在今天，似乎已经如强弩之末，未见多大生机。
历史是很残酷的，曾经有许多宗教在中国兴起过，但都衰灭了。佛教能坚持2000年，这不是不会衰灭的理由和依据。
历史是前进的，曾经有许多微小的宗教，今天成了伟大的宗教，那是因为他时刻调适自己。紧跟时代甚至超前于时代，关注时代的迫切需要，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时代也因此回过头来回报他，让他随时代的成长而茁壮。这符合因缘法则，也符合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2000年来，佛教的理论不断在发展，这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成功，但佛教的形式如同佛法核心精神一样，在中国，似乎没有什么改变。核心精神是不可改变的，但形式是应该作必要的演进的，因为他是时代的产物，时代总是随社会的因缘改变而改变的。
今天的佛教形式是2000年前，与今天的时代人是否契机？如果不能契机是否可以在保持佛教核心精神的基础上作些演化，赋予时代的新精神，和时代人的新特质，使其扎根深厚传统，展现时代生机。
我想总结的是：中国化进程必须是时刻的、经常性的、长久的，中国佛教本土化进程不应就此打住。而基督教近年在加紧实践中国化进程，并不乏有益的经验，当为我们所汲取。
中国佛教史上，对外交往的名人，声誉最隆者，应是玄奘、鉴真、法显等。
他们三人的精神、功勋与业绩，不相伯仲，但后人对他们的厚此薄彼却大不相同。
玄奘，因为他的译经与所创宗派的流传，加之《西游记》唐僧形象的深入人心，现在是人尽皆知。
鉴真，因其圣像从日本回归中国，对中日邦交起过促进任用，加之，其道场在中日都尚存并具规模，因此，其在外交、文化、宗教交流上的价值，为官方与民间所重。
惟有法显，身后是冷冷清清，少人问津。
其实，在不少方面，法显的独到之处甚于玄奘与鉴真。
法显（约667～422年），俗姓龚，今山西襄丘人。以65岁的高龄西行求法，前后经15年，游历30余国。往返途中，历尽艰险，九死一生。70岁后还苦学梵文、梵语。在印度和斯里兰卡，搜集与抄写了数百万字的佛教经典并进行翻译。著《佛国记》，记录游历。
发扬前人精神，实际上是后人对自己负责。为此，我们同时也应大力介绍宣传法显，包括他的经历、业绩，尤其是他的精神。这对继承优良传统，发扬佛教文化，促进中斯、中印佛教界乃至中斯、中印友好，是有助益的。
佛陀横竖十方，处处是家乡。
我讲佛陀回乡，是以世俗的狭义而言。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创教于印度，印度成了佛教名符其实的故乡。
历史，总是让人困惑。佛教的黄花自印度开放后，染遍了南亚诸国，还果结中国及东南亚。但2500年后的今天，黄花的故乡却难见黄花，她早就枯萎了。
近期，率团出访泰国、柬埔寨，蒙两国僧王会见。会见后，我在想：当年的印度，心怀世界，把佛法的火炬传递到了友好的邻邦。那么，今天的邻邦，能否知恩反哺，把三宝的菩提树回植到佛陀的故乡，让他茂盛、成林、遍野。
有人说，佛法在印度式微，说明佛法不适应印度，要回传难，传回生存发展更难。这话，似是实非。
佛教能在印度发源，成大气候，首先就明证了印度是最适合佛教生长的土壤；佛教灭于异族或异教之手，那是历史原因，不是土壤的原因，更不是佛教自身的原因；人都有宗教性，因为人人有佛性，心中都有佛法的种子，就看我们如何诱发，使之生根发芽，印度的众生也不例外；佛教创立时，印度教已经盛行，佛教从印度教中吸收了营养，壮大自己，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因此，印度教居主导地位的地域和时代并不影响佛教的生存和发展。
今天，世界正在全球化，思想、文化、宗教则在多元化。印度是个正在改革开放、国门大开、与世界越来越一体化的国家，他的周边如泰国、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孟加拉、尼泊尔、中国、越南等皆是佛教国家或佛教兴盛的国度，这为印度佛教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内外环境。
令人欣慰的是，继独资创建尼泊尔中华寺之后，中国佛教界又捐资创建印度那烂陀玄奘大师纪念堂。当年，大唐三藏法师玄奘于那烂陀寺求学，并取回真经，使佛法流布于中华大地。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期盼看到：佛教第二故乡的中国的佛法真经，有一天能回归到佛陀的故乡，促令佛法重新流布于广大而文明的印度大地。
水清，因为源头活水。
宗教信仰的源头在哪？有人说，来自后天的培养，源于对困惑的不解，对灾难的无奈，对自然现象的恐惧等。持这观点，无异于否定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也否定了人类自身宗教性的存在。
佛教认为，信仰来自天生，源于佛性。
释迦牟尼佛于菩提树下觉悟时，传递给我们的第一个信息便是：人人有佛性，人人可成佛。这就说明，人之初，性本善，人人有自觉争取成佛的天生动因，也就是说：人人有天生的宗教信仰之源泉。这，不因为人的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种族所属等等差别而改变。
对信仰源泉是天生或后天的评判，涉及到宗教信仰权的问题。在古代印度，低种姓的贱民没有宗教信仰权，他们被剥夺了尽可能早日得到解脱的希望。这对他们很不公平，因为他们与高种姓者一样有佛性。
今天，宗教信仰与否，自由选择，已是个人的私事，这符合信仰天生的道理。从信仰天生，我们也可以看出：压抑宗教，甚至消灭宗教的想法和行为，于理无据，亦不被现实接受。
今天，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国家实行了政教分离的制度。
政教分离，针对政教合一制度提出，其基本内涵指：政府保护宗教但不干预教务，视宗教信仰与宗教活动为个人的私事，而宗教组织也不干预政府管辖的一切世俗事务。其实质是政权和教权的分离。
在今天的宗教界，有不少人误解了政教分离的实质和内涵。在他们的头脑里，政教分离就是：你别管我，我别管你，你别理我，我别理你，互不干涉，互不相干；他们把政府对教务工作的不干预绝对化，并扩大化到政府对涉及宗教的公共事务的不干预，这就违背了政教分离制度的原则精神。因为，一方面，即使是教务工作，也不是绝对不能干预，当某些教务活动违反法律、危害社会、危及国家利益时，政府自然给予干预；另一方面，某些教务活动的外延涉及公共事务，自然需要公共权力介入管理。再者，政教分离，并不意味着政教的对抗，而是为了政教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帮助，和谐相处。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就非常重视政教关系的和谐，他尊敬国王尊重国法，帮助稳定政局，促进社会和顺。为此，他及他的教团也得到了国王的尊敬和国家的帮助与保护，终生如此。
在中国，晋代道安法师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精神，千百年来，被中国佛教界所信奉，它是外来佛教在中国成功本土化并有所发展的根本所在。
近现代，圆瑛大师、明法师、赵朴初大德等，皆提倡爱国爱教，强调政教分离，但又政教互相尊重，并身体力行，使中国佛教这一优良传统得以发扬光大。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国佛教界正在不断努力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自身素质。我想，处理政教关系能力的提高，处理好政教关系，其实就是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自身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应引起佛教界尤其是佛教界领袖们的高度重视。
1998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宗教大辞典》绪论中，有一组数字：据1996年统计，宗教信徒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四，其中，佛教徒3.11亿，占世界总人口6%。2001年《国际宗教研究学报》提供了类似的一组数字：至2001年，世界人口61.28亿，其中，佛教徒3.63亿。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中国现有人口13.06亿，宗教徒１亿多。即便以华东师大童世骏教授与刘仲宇教授的调查数据为准，到2005年，中国的宗教信仰者也只有３亿人。
从以上几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有10～12亿人没有宗教信仰，而没有佛教信仰的人就更多了。一旦因缘成熟，这些人都是理论上可能成为的佛教徒。
为此，不必担心没有信众，更不必担心没有信众可度。更何况，佛教度的还不仅限于人类，尚有人类之外的各种生命物。关键是：要看我们如何去努力并有效地去引度。
可见，佛教信众之源是巨大的，佛教的发展空间是广大的。
以此短文，敬献同修，以期共勉。
分析世界宗教哲学，尤其是五大宗教的，我们会有个感性的认知：从根本上讲，五大宗教哲学，有两种模式。
两种模式：西方宗教哲学为一种，以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为代表；另一种是东方宗教哲学，以佛教、道教为代表。
西方宗教哲学，其核心基本教义，重“有”重“实”。比如他们强调上帝的主宰性、万能性、普世性、创造性、不可质疑性。他们分析事情，采用的是“加”法，看见一棵树，马上想到许多树，想到了森林。
东方宗教哲学，其核心教义，多重“空”重“无”。他们看待问题，采用“减”法，看见森林，就想到是一棵棵树，接着想到此树无非是小木片、小叶子构成，从此再分析下去，就成细微物了，最后到了无常变化的极致——空与无。
哲学不会凭空产生，其模式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形成，必与产生和流行地域的自然、文化、政治、经济等环境息息相关，这已是共识。但是，是否会与人脑的构成、国民体质与性格——人种有关呢？
西方宗教，产生并流行于趋向白色人种的白种人之间，东方宗教产生并流行于趋向黄色人种的黄种人之间。
据说，有种理论，从生物学上看，人脑分两大区域，即左脑和右脑，接连左右脑之间有个通脑。左脑重理性思维，如科学等，右脑重感性思维，如艺术等。通脑介于两者之间，起贯通作用。
人是生物，人类是宗教哲学生活的主体。分析西方宗教哲学，重理性思维，东方则重感性。这也影响到人的特质。西方人重科学理性，东方人重感性人情。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西方人即白种人，用左脑或者说更多地用左脑思维，而东方人即黄种人，用右脑或者说更多地用右脑思维。
这也令我联想得更多：男性多重理性与科学，也擅长于此，而女性多重于感性与艺术、人情等，这是否意味着，男性用左脑，女性用右脑。
在西方，许多女性男性化，那是否因为整个白种人越来越强烈地倾向于用左脑思维的结果。
中国人认为，人的所有信息会从手掌上体现出来，为此脑信息体现在手掌上也是必然的。为此，中国民间看手相时，多采取男左女右的原则。这与左右脑的思维模式与现实实践的契合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些，也影响了民族性和国家风格。为此，西方人重金戈铁马，暴力倾向严重，属刚性。而东方重武功重柔道气功，讲究以柔克刚，属柔性。
东方人或西方人，其用脑方式与思维形式，是人类千万年不断演化的结果。如有创造者，那是创造者的预设结局。因此，他们的用脑思维模式定势，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
宗教哲学的两种模式及其产生的原因很明确地提醒我们：原则上说，东方人信奉东方的宗教哲学，或者说趋向黄色人种的人们信奉东方的宗教哲学，是比较合适的。这不仅有其宗教上的依据，更有生物学上的依据。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说有例外，因为左右脑之间还有个通脑，他起联接贯通作用，既影响左右脑，又被左右脑影响，甚至超越了他们。
随着全球化的开始——2500年或2000年前，经济的交流、文化的交流、宗教的交流、政治的交流，已经在这个世界的个别国家间启动。这些交流，其核心是人与人、人种与人种的交流，他们或通过移民，战争，或进行于民间、官方，导致人种的混合与不纯，尤以印度与中国为甚。这刺激和发挥了通脑的功能。
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印度宗教哲学与后来的中国宗教哲学中，出现了强调非空非有、真空妙有的中道哲学，力避落入两边的极端，其精神体现在人格或国家之特征上，讲究刚柔相济。
现在，全球化愈演愈烈，人与人、人种与人种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地交流。三界惟心，万法唯识。人脑的通脑功能经不断的诱发，将会因此被更多地发挥。其结果，便是东西方人种的个性特征与东西方宗教哲学的个性特征被削弱，甚至因此产生自发的异化和被自觉地重组，产生超越东西方宗教哲学模式的宗教新哲学，以适应新人和新人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