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石怀 --
中国有句老话:“天下名山僧占多”。天下名山,大大小小,难以数计,足见佛教在中国传播之广泛和深入。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所谓的“此地古称佛国,满街皆是圣人”,则说明福建佛教之盛和佛教信众之多,在中国居有突出的地位。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二百余年之后,始传入福建,何以后来居上,而为世人所瞩目?其突出的地位,又从何体现?前人对此少有论述,或论述不详。近读何绵山先生新作《福建宗教文化》一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其中《佛教在福建的传播和特点》、《再谈佛教在福建的传播和特点》等文章,对福建佛教的源流、传播和发展等,作了甚为详尽的探索和论述。其中不乏确实的数据、有力的例证、精当的观点及论断,凡要知道福建佛教的来龙去脉、传播兴衰的情况及其原因,汉传佛教如何从福建传播至台湾、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的,都可以从这些文章中得到确切的答案和有益的启发。
何绵山先生在书中,论述了佛教何时传入福建,兴于何时,盛于何时,至何时而极盛,而又如何久盛而不衰?兴时情况如何,盛时情况如何,极盛时又如何?福建佛教何时传往台湾、日本及东南亚地区,又如何传往?并探索了佛教在福建从兴到盛而极盛,以及传往海外的原因。作者还论述了中国佛教各大宗传入福建后传承和互相渗透、融合及其产生影响等情况;叙述了福建佛教大师阐扬佛学禅理的活动,福建省内外佛学大师相互交流活动,以及他们对佛理的阐发、传播的贡献和影响。作者还引述了福建佛学大师的大量著作,佛教经典著作和大师著作在福建的大量刻印传播,其影响甚巨;而福建的佛教教育,也盛极一时,培养出许多学有专长的人才,对于中国佛教的传承,和海外佛教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作者着重论述了福建禅宗源流,说明了福建佛教禅宗和中国佛教各宗的关系,中国佛教是福建佛教之源,而中国佛教在福建又发展成为泱泱之流。例如南宗的著名禅师马祖入闽传禅之后,与原籍福建长乐的怀海禅师制定了《百丈清规》,对佛教的清规戒律作了创新性的改革,推动了南宗在福建大规模的发展。至青原行思下九世,福建和来闽弘法的著名禅师已拥有一百多人。其后福建禅师灵祐与弟子慧寂创立了沩仰宗,福清禅师希运的弟子义玄则创立了临济宗。临济宗发展迅速,在福建省内外拥有五十余名著名的禅师。至南明永历四年(1650年),临济宗名僧超元前往日本长崎弘法;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又有临济宗名僧隐元隆琦赴日本弘法,开创了日本黄檗宗。在沩仰宗、临济宗创立、发展的同时,曹洞、云门、法眼三宗也先后在福建创立和发展。曹洞宗创立者之一为莆田籍禅师本寂,此宗代代相传,主持福州鼓山涌泉寺,门徒甚众。云门宗创立者为南安籍禅师义存的弟子文偃,此宗极盛时,在福建各地拥有著名的法嗣数十人。义存长期主持福州雪峰寺,据《祖堂集》载:“存之行化四十年,四方之僧趋法席者,不可胜算。”可见其影响之大。法眼宗创立者为闽县(今福州市)籍禅师师备的再传弟子文益,此宗的法嗣遍布金陵、抚州、洪州、宣州、广州、温州及福建各地,也多达数十人。这些禅宗各拥有众多的法嗣和寺院,遍布福建及省外许多地区,甚至远传至日本。这不但显示了福建佛教发展的轨迹,也表明了福建佛教对中国佛教传承和发展的巨大成就和贡献。福建佛教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没有福建佛教的发展,则中国佛教发展史将逊色不少。
福建地处东南海滨,沿海人民善于航海之术,迁居台湾和移居海外者甚众,福建佛教亦随之传播台湾及海外。作者在书中,以令人信服的论述,评估了福建佛教对台湾、日本、东南亚地区的佛教及文化所起的作用。闽台一衣带水,福建佛教之传入台湾,先由移民个体、群体而后僧侣,至台湾则先由家庭、家族供奉而后寺院供奉,南明永历年间佛教僧侣入台者渐多,寺院亦乘时兴起。入台的僧侣尤以福州名刹鼓山涌泉寺和怡山长庆寺僧人所兴建开拓,同时入台者还有福清黄檗寺僧人。当时临济宗法脉亦随之传入台湾。鼓山涌泉寺成为台湾僧人共同崇仰的祖寺,出家为僧者必到涌泉寺受戒、僧侣修业必至鼓山成为风气。直至上世纪50年代,台湾佛教四大派系中的观音山、大湖山、月眉山三大派系仍与鼓山涌泉寺关系密切。而台湾台北的凌云寺、苗栗大湖乡的法云寺、基隆月眉山的灵泉寺等,皆为鼓山涌泉寺入台的寺僧所建,各成为三大派系的大本山。由此可见台湾佛教其源来自福建,其兴盛亦缘于福建佛教之推动。福建佛教与海外佛教关系的产生亦为时甚早,先是南北朝时陈永定二年(558年),有西天竺优禅尼国僧人拘那罗陀到泉州南安九日山延福寺翻译《金刚经》,隋开皇二年(582年)犍陀罗国(在今印度与阿富汗之间)高僧至霞浦弘法并倡建清潭寺。唐五代,朝鲜半岛僧人频频来闽,或由闽入京,或定驻福建。如新罗僧人慧轮于唐初经福建而入长安;天宝年间及以后,新罗僧人元表身负《华严经》80卷,入宁德霍童支提山礼佛,终身不出;新罗僧无为游学神州雪峰寺,高丽僧玄讷游学泉州福清院,高丽僧灵照游学弘法雪峰山,新罗僧龟山游学福州长庆院,此外入闽游学者尚有高丽僧洪庆、澄观、弘法等人。唐代日本僧人亦开始来闽,日僧空海从霞浦登陆,曾住福州开元寺;空海之甥僧圆珍渡海遇风从连江登陆,亦至福州开元寺居住,从寺僧存式修学《妙法莲华经》。宋代,日僧庆政上人于嘉定十年(1217年)到泉州开元寺学法,日本法师大拙祖能于咸淳三年(1267年)率领十僧到泉州开元寺学禅。海外僧人来闽游学修法,不仅使福建佛教远播,也扩大了中国佛教的影响,而且促使了福建佛教僧人纷纷赴海外传经弘法或化缘。唐代泉州超功寺僧昙静,随从名僧鉴真赴日弘法,任戒师之职,首立放生池。五代时泉州僧人智宣到苏门答腊学梵文译佛经,游历三十余国,在印度长住25年。宋代崇安僧人者然于咸平中(998~1003年)奉旨赴天竺取经。明代福清僧人隐元于永历八年(1654年)率领二十余人赴日,主持京都新建的宇治黄檗山万福寺,传承了福建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的法脉,开创了日本佛教黄檗宗。清代由于交通日渐发达,闽僧赴海外者渐多,既弘扬了佛法,又化缘以开拓寺院资源。福州鼓山涌泉寺、怡山西禅寺等都有僧人赴东南亚等地弘法募缘;名僧圆瑛法师先后四次出国,赴日、朝、菲、泰、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弘法募缘,重兴泉州开元寺。而海外的许多地方,因福建僧人传禅弘法,或由华侨出资,或由闽僧住持当地所建,建立了不少以福建一些著名寺院为本宗的廨院。莆田梅峰光孝寺,海外就有18个廨院;莆田囊山慈寿寺,海外有8个廨院;莆田龟山福清禅寺,海外有4个廨院。仅莆田一地的寺院,在海外就有如此之多的廨院,亦可见福建佛教影响力之强。福建佛教与海外佛教及文化的交流,不仅使中国佛教及文化远播海外,也使福建佛教及文化得益于海外的反馈与支持,而长盛不衰。台湾佛教源自福建,兴自福建,更充分说明了闽台宗教文化血缘关系十分密切,台湾的宗教文化是中国宗教文化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作者在书中也阐述了福建佛教对福建经济、文化的影响。福建佛教从唐到宋寺院多达1400余所,拥有僧尼为数可观。五代王审知多次度僧,每次动辄千人以至万人以上,宋真宗时福建僧尼多达7万多人。寺院拥有大量田产,多者数千亩,少者不下数百。明代初年仅建宁一府,就有一半农田属于寺产。寺院之多,僧尼之众和寺产之厚,而寺院又不纳赋,造成了福建的经济寺院独雄而公私俱竭,这也许是福建地方经济长期停滞而人口不蕃的一个原因。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寺院建筑的豪华雄伟促进了福建建筑技术的发展,寺院经书的大量印刷也促进了福建印刷业的发达。宋代福建印刷曾盛极一时。尤其是佛教的思想对福建的文化、风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哲学而言,宋代福建成为理学之乡,理学家刘子翚、杨时、李侗以至朱熹等,无不精研佛学,以儒为体,以佛为用,创建了集中国理学之大成的闽学。以政治、文学而言,福建名闻全国的政治家、民族英雄如李纲、林则徐,都与佛教思想有缘。李纲罢官回福建,都先后居住于福州的报国寺、天宁寺,遨游于福州的西禅寺、涌泉寺等处,终逝于福州楞严精舍,曾留有一些诗文。他们忍辱负重、忠诚爱国、不惜身家,无疑都得益于佛教的修心养性。福建自唐以下的许多著名文学家、文学批评家,如欧阳詹、杨亿、蔡襄、张元干、黄公度、刘克庄、严羽等,无不从佛学思想中汲取精华而创作诗文,而严羽则以禅理喻诗,创新地提出“妙悟”之说,作《沧浪诗话》,对诗歌艺术特征作了深入的探索,其理论影响相当巨大而深远。至于佛教对福建的雕刻、歌舞、风俗等影响,书中也有所阐述。佛教对文化的影响,反过来也促使了许多人对佛教思想理论的兴趣和探求,往来佛门,与名僧论经说禅,成为士林的风气,而这种风气又促进了佛教的发展。
书中还介绍了福建近现代的四大名僧:弘一法师、太虚法师、圆瑛法师和虚云法师。他们都在中国佛教界享有盛名。其共同点是讲经弘法,举办佛教教育,培养佛教人才,流通佛学著作,整肃教规,举办慈善事业等,而且他们弘法不忘爱国,信佛而能身体力行,深受中国佛教界的敬仰,成为中国佛教界的领导人物。他们不仅对中国佛教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也是福建佛教发展至今仍然盛而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在福建的活动和所取得的成就及对中国佛教发展的贡献,也显示了福建佛教在全国佛教中的突出地位。
作者还归纳出福建佛教的特点:一是对中国佛教的八大宗兼容并传。二是对编撰、翻刻、交流、收藏佛典有特殊的贡献。三是寺院法事长期不绝。四是在家居士讲经弘法和女性以“菜姑”名称住寺院修持。五是传法台湾、海外并与之保持密切关系。这些特点是福建佛教之所以久盛不衰的原因。何先生的观点无疑是符合福建佛教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但笔者从何先生的论述中,认为福建佛教尚有三个特点:一是福建佛教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顺应时俗的潮流而革新。从怀海的《百丈清规》,到禅宗发展为沩仰、临济以及曹洞、云门、法眼等宗,而至近现代的弘一、太虚、圆瑛、虚云等法师,无不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二是福建佛教历代名僧辈出。在理论上能突破旧说,各抒独见,使佛法常新,从而吸引了众多的信众和佛学的研究者。三是重视佛教教育,培养后起之秀,故使传灯有后续之人。笔者拙见,供作参考。
《福建宗教文化》分别论述了福建佛教的各种情况,实际上足以综合福建佛教的方方面面。作者以大量的数据,翔实的举证,合理的推论,显示了福建佛教的来自和发展至今的过程,推究了其久盛不衰的原因,总结了其引入瞩目的特点和发展的经验,从而突出了福建佛教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地位。作者论述福建佛教,但也涉及到福建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风格等某些方面的情况,也涉及到福建历史上与台湾的关系以及对海外的关系情况。因此,研究福建历史上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方面,探索中国的宗教、文化,两岸关系及对海外的关系,都能从中取得翔实的参考资料,有益的帮助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