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耀 --
文化交流 汉译《大藏经》 传播大乘佛教 佛教在历史上的意义
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均形成于古代亚洲的两大文明古国。从地理上看，这两大古国同时存在于亚洲大陆之内，尽管陆地是连接的，但它又被西藏高原和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隔断，因此便形成两种完全异质的古文化。从气候、风土等自然条件，人种、语言、风俗习惯、社会结构等种种都有明显的不同。当公元前1500年左右，古印度吠陀文明繁荣时期，中国则是殷周文明昌盛时期。就在这一时期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诞生在印度，并创立佛教的思想。这一时期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也是孔子、老子及其他许多思想家百家争鸣的时代。
公元前2世纪末，中国开辟了横断中亚细亚的交通路线。从那时候开始，这两大文明古国才开始进行交流。张骞回国后（公元前126年）以后，西自古罗马帝国、东至长安（中国）的丝绸之路被打通。佛教便依靠东西交通的通商贸易之路传入中国。
佛教从印度西北部传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丝绸之路的商队一起逐渐传到中国。在印度，不仅印度教深入民众之中，而且耆那教及其它各种宗教也都很发达。但是，只有当时作为印度宗教旁系的佛教传到中亚细亚，进而传入中国。这不只是历史上的偶然现象，可能由于佛教本身具有一种潜在力，它的传播和渗透是超民族、超阶级的。
佛教不仅从印度西北部经中亚细亚传到中国，而且还绕过苏门答腊、马来半岛，经由南海路线，通过越南传到中国。不仅是印度僧侣与西域僧侣来到中国，同时中国也有法显、玄奘、义净等僧侣为了朝拜释迦牟尼佛诞生的印度圣地和搜集佛典，历尽艰难，度过漫长岁月，周游印度、西域之后，仍回到祖国。由于这样不断进行的文化交往，佛教就逐渐传到异质文化的中国来。
传入中国的经典除《陀罗尼经》外，全部都译成了汉语。这是中国人对文字抱有优越感和引以自豪的中华意识的表现，是用自己的语言来理解外来文化的结果。因此，从佛教传入中国至唐朝，翻译经典被当作最主要的事业，自后汉以后到宋朝的一千年间，一直持续进行。使玄奘大师完成翻译事业的翻译经院这样的国家机构，有组织地进行翻译，终于完成了世界翻译史上规模无比庞大的汉译《大藏经》。中国佛教就是根据这部汉译《大藏经》而形成的。东亚佛教则是和汉字文化的形成相结而传播汉译经典的。中国佛教徒不仅翻译经典，还写了许多佛教典籍，如《坛经》、《高僧传》等。
中国佛教是大乘佛教，这点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南方佛教极为不同。大乘佛教在中国得到发展，形成了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的教理，同时产生了禅和净土的实践宗教。从印度佛教发展史来说，小乘佛教比原始佛教发达，后来大乘佛教兴起，中国接受佛教的时代正当印度大乘佛教昌盛的时候，因而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发展阶段毫无关系。最先传入中国的主要是大乘佛教。构成大乘佛教骨干的《般若经》早已由后汉的支娄迦谶翻译成汉语。其后，鸠摩罗什翻译介绍了《法华经》、《维摩经》等大乘经典，以及《中论》、《百论》等大乘论。在此前后，阿含、本缘部等诸经典以及《阿毗昙论》等小乘论被翻译成汉语。为此，中国佛教徒不得不认真对待大乘和小乘的问题。由于对诸经典的价值进行判断，产生了对教相的判断解释。中国佛教徒最初从大乘佛教出发，走探讨大乘佛教的真正意义，终于开拓了使大乘成为一个整体的一乘佛教的教理，并进一步加以实践，产生了中国独自的佛教——禅宗和净土宗。
中国佛教基于汉译《大藏经》，确立了一乘佛教的理想，并传播到东亚，特别是朝鲜和日本，成为这些国家的源流。初期日本佛教深受朝鲜佛教的影响，进入奈良时代以后，则摄取中国佛教，而且以中国佛教之精华——一乘佛教思想为出发点，终于创造了镰仓佛教。它与中国佛教不同，有简单明了的实践法。要是中国没有发达的一乘佛教，那么大乘佛教在日本，也始终不会得到发展。
从另一角度来看，中国存在着儒教以及诸子百家的杰出政治伦理思想，但在宗教思想和宗教文化方面则有其不足的一面。摄取了佛教以后，便使中国思想界扩大了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丰富了它的内容，对各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儒教方面完成了宋学和阳明学；道教方面发展了道教礼仪和教义；即使在工艺、美术、天文、数学、音乐、医学等方面，也由于摄取印度和西域的文化要素而更加丰富了它的内容。
佛教还丰富了中国人民大众的信仰生活。进入宋朝以后，佛教是和儒教一起被当作生活的智慧而接受的，明朝出现了象《菜根谭》那样的人生故事书。再者，一般民众还同时信仰关帝和观音而进行祭祀活动，不感觉两者之间有任何矛盾。佛教已经不再被视为外来宗教，而是渗透到中国人的血肉之中，获得了它的生存基础，成为他们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