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经录的现实价值谈  

——  《唯识书目》及编后之我见

宽  昌

    内容提要：《经录》知识的学习和应用对修学具有重要意义。文中对我国古代图书《目录》、佛教《经录》的形成过程以及它们的现实价值做了一些简单的说明，列出了《唯识经论典籍书目》，并描述了一下编撰的体会。

    　关键词：图书  佛经  目录  经录  唯识宗

    作者宽昌法师， 中国佛学院２００３级唯识学硕士研究生。

一、 我国古代的图书《目录》

    在谈到佛教经典书目的时候，大家都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我国古代图书目录方面的问题。因此在本文很有必要对这个方面做一个简单的说明。“目”的含义是篇目，即一书的“篇”和“卷”的名称；“录”是叙录，即对一书的内容、作者生平事迹，对书的评价，校勘经过等扼要的介绍文字。“目”和“录”合称为“目录”，或“书目”。一个完整的目录，大致包括书名、卷数、作者、版刻、提要、分类等内容。

（一）、《目录》的产生

    在我国现存的文献中，“目录”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书》中，东汉班固的《汉书·叙传》说：“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述鸿烈。”１由此看来，刘向是我国图书目录的创始人，班固在他的名著《汉书》中明确地说到，刘向在管理国家图书的时候，为了方便管理和查阅对图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分类，并且为这些图书撰写了目录，也用以表现西汉在文化事业方面作出的伟大成绩。他在《汉书·艺文志序》中也讲到：

    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２

    刘向受汉成帝的命令对当时的图书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并且还订正讹误，补脱删衍，剔其重复，整理成定本。对同类文献还没有结集的图书，则辑为定型的文献。刘向在每校定一种图书，都写了一篇“书录”，大约相当于今天书前的“目次”和“序”的两个部分内容。所以，我国古代的图书出现了“目录”方面的编撰。

（二）、古代图书《目录》的不同名称和分类法

    在我国历史中，历代对目录的称呼各有不同。西汉刘向的《别录》中称为“录”；刘歆（刘向之子）的《七略》中称为“略”；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中称为“志”；晋荀勖的《晋中经簿》中称为“簿”；晋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中称为“书目”；唐毋煚的《古今书录》中称为“书录”；宋陈振孙所编的《直斋书录解题》中称为“解题”；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清朱彝尊的《经义考》中称为“考”；明末清初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中称为“记”；清纪昀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为“提要”等。

    我国古代目录学方面的分类法主要是“七略”和“四部”两大体系。“七略”是汉代刘歆所创的分类法，在《汉书·艺文志序》说：

    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３　　

     辑略是提要汇集，实际为六大类。六艺略包括后世四分法里的“经部”、“史部”；诸子略即“子部”，兵书略和术数略可归为子部；诗赋略即后来的“集部”。方技略则主要包括医方医技，后世也划归为子部。

    “四部”分类法由西晋荀勖所创，在《晋中经簿》，他以甲、乙、丙、丁四部分别代表经、子、史、集。到东晋李充撰的《晋元帝四部总目》易乙部为史部，易丙部为子部，四部按经、史、子、集来排列。从此，此分类法便成为官修书目的唯一分类法。清乾隆时纪昀等所撰的《四库全书总目》（亦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沿用四部分类的一个总结性目录。４

    我国古代目录可分为综合性目录和专科目录两大类，综合性目录包括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撰修目录和版本目录等；专科目录则为著录某一种学科书籍的目录。在专科目录方面，随着佛教的传入和盛行，出现了很多佛经目录方面的《经录》著作。

　　（三）、 《目录》著作资料的价值

    一部好的目录著作，实际上便起到了学术史、文化史的作用。其次，目录是指示读者治学研究的门径。正如清代学者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中所说：

    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５……

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６

    目录，可以担负指导读者阅读的任务，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目录可帮助读者挑选自己需要阅览的书籍，解决如何读书，先后缓急的问题。因此，目录是一把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目录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对于深入学术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二、 佛教经录

    《经录》是佛教经论典籍方面的书目，又称为《佛经目录》《众经目录》《一切经目录》《法宝录》《大藏经目录》等。指的是用来记载佛典的名称、卷帙、译撰者和有关事项的佛教典籍。内容包括：佛典的名目部卷、译撰的时间、地点和人物、著录状况、繁略异同、存佚伪妄、经旨大意，以及有关的表、诏、序、记等。

（一）、佛教《经录》的产生

    东汉以来，佛教由印度传入我国后，就有了佛经方面的翻译工作。随着年代的累积，所翻译出来的经论典籍数量日渐增多，为了便于管理和查阅，《经录》也任运而生。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我国《经录》的编定始自东晋道安大师所编撰的《综理众经目录》。《综理众经目录》标明各代译经数量，搜寻各地失译典籍，为佛教的《经录》奠定了未来发展的基础。可惜此录已佚，部分仅残存于《祐录》中。梁僧祐大师的《出三藏记集》卷一说：“昔安法师以鸿才渊鉴，爰撰经录，订正闻见，炳然区分”。７在《出三藏记集》卷十五又提到：

    汉暨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记，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８

    隋法经大师撰的《众经目录》卷六说：

    比逮东晋二秦之时，经律粗备，但法假人弘，贤明日广，于是道安法师创条诸经目录，诠品译材，的明时代，求遗索缺，备成录体。自尔达今二百年间，制经录者十有数家。９

    　依据这些记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国汉地佛教《经录》的编撰，创始于我国东晋的高僧道安大师。１０

（二）、佛教经录的种类

    《经录》的种类很多，有单记一人译经的“译经录”；有校录一寺藏经的“寺藏录”；有偏录一个地区流传佛经的“区域经录”；有专录一个朝代译经或绍绪先前某一部佛经目录的“断代录”；有汇载历代译经和著述的“通录”；有连缀历代佛经翻译家小传而成的“图纪”；有作为诵持和抄写正本的“入藏录”；有叙列入藏录子目卷次的“广品历章”；有排比汉藏文佛典的“对勘目录”；有撮举佛典大意的“解题目录”；有叙列求法所获经本的“求法目录”；有作雕印大藏经之用的“版本目录”；有汇集某一佛教宗派典籍的“教典目录”；还有作为官私藏书目录一部分的“释氏类书目”等等。

    迄至现代，先后出现了近百种佛经目录包括日本、高丽编纂的汉文佛经目录和解题著作，有些已经佚失，在现存的《经录》中比较重要的有：《出三藏记集》１１、《众经目录》１２、《历代三宝纪》１３、《大唐内典录》１４、《古今译经图纪》１５、《开元释教录》１６、《至元法宝勘同总录》１７、《大藏经纲目指要录》１８、《大藏圣教法宝标目》１９、《大明释教汇目义门》２０、《阅藏知津》２１等。

（三）、佛教《经录》的现实意义

    浩如烟海的佛典中含藏着无量的智慧，分类的《经录》正是去采摘智慧果实的入门和方便。可惜，历来在我国专研和运用的人却很少！相反，欧美、日本学界却非常重视，经常运用，因此迭创佳绩。佛教《经录》著作使我们“纲纪众经，剖析源流，使佛典有据，治学有径”。当代史学家陈垣认为：

    目录好象一个账本，打开账本，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著作概况，可以了然。古人都有什么研究成果，要先摸摸底，到深入钻研时，才能有径，找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也就可以容易找到了。……经常翻翻目录书，一来在历史书籍的领域中，可以扩大视野；二来因为书目熟，用起来得心应手，非常方便，并可以较充分地掌握前人研究成果，对自己的教学和研究，都会有很大的帮助。２２

    目录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独特作用，进而可以“周知一代学术及一家一书的宗趣。”从中可以看到先秦诸子的学术观点及流派的演化情形；从《经录》中可以窥见佛法东来和翻译弘传等情形。

（四）、佛教经录与汉文大藏经

    西汉刘向奉诏校雠群书，撰成《别录》；刘歆将群书分类，著成《七略》。在东晋时汉译佛典的数量日益增多，于是道安大师创编了《综理众经目录》，现存最早的《经录》是梁僧祐大师编撰的《出三藏记集》，里面保存了已佚失了的《道安录》，使得我们可以了解到古录的原貌。《僧祐录》中还记载了许多珍贵的佛教史料，为研究佛教史提供了最早的一批原始资料。经录除了详考每部经的译者、真伪等，还按译出时间来排序。

    隋朝时有了官写一切经，开皇十四年（５９４）法经大师等奉敕撰《众经目录》，开始根据佛典的性质、内容，区分为译经、撰述两个部分；在译经中分大小乘两类，再就大小乘各分经、律、论三类；于撰述中分西方、此方两类，首次将中国的著述入录。这种分类法为以后的汉文大藏经目录的编集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模式。

    此后不久，费长房撰成《历代三宝纪》，首次列出“入藏录”。这与天台宗智顗大师弟子灌顶大师在总结智顗大师的功德中“造寺三十六所，大藏经十五藏”２３的内容（目前所知“大藏经”一词的最早出处）彼此呼应，说明了汉译佛典在隋代已通过“大藏经”的编排体系被初步确定下来。

    然而，作为汉文《大藏经》目录的完备形态，并为后世写本、刻本《大藏经》编目尊为准绳的则是唐智昇大师所撰的《开元释教录》。《开元录》分类的新特点主要是在大乘重译经中首列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大部典籍，次列五大部外诸重译、单译经；在小乘重译经中首列阿含部典籍，次列阿含部外诸重译、单译经。大约在晚唐“会昌法难”２４以后，出现了“千字文”帙号，从此更加方便了《大藏经》的排架和索取。使《大藏经》成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百科全书。

三、佛教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中的地位

    从东晋道安大师编撰《经录》以来，《经录》的明显标志是：（一）、分类目录、译者目录、著者目录和推荐目录等形式各异，百花齐放；（二）、各种目录多带有各具特色的解题、提要等。对翻译者的生平、翻译经典的经过、翻译经典的时间、参与的人数等都有了详细的介绍，便于学习；（三）、结合史实记录，安排登录的顺序，把翻译经典的前后状况和教义传布的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四）、对于经典的真伪进行辨析，把经典的是否全译抑或摘抄、汇编等问题都有了明确的说明。我国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曾经高度评价《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中的地位，他说：

    其所用方法有优胜于普通目录之书者数事：一曰历史观念甚发达：凡一书之传译渊源、译人小传、译时、译地，靡不详叙；二曰辨别真伪极严：凡可疑之书，皆详审考证；三曰比较甚审：凡一书而同时或先后异译者，辄详为序列，勘其异同得失。在一丛书中抽译一二种，或在一书中抽译一二篇而别题书名者，皆一求其出处，分别注明，使学者毋惑；四曰搜采遗逸甚勤，虽已佚之书，亦必存其目，以俟采访，令学者得按照某时代之录而知其书佚于何时；五曰分类极复杂而周备：或以著译时代分，或以书之性质分。性质之中，或以书之涵义内容分，如既分经律论，又分大小乘。或以书之形式分，如一译多译，一卷多卷等。同一录中，各种分类并用。一书而依其类别之不同，交错互见，动至十数，予学者以种种检查之便。吾侪试一读僧祐、法经、费长房、道宣诸作，不能不叹刘《略》、班《志》、荀《簿》、阮《录》之太简单、太朴素，且痛惜于后此踵作者之无进步也。郑渔仲、章实斋校雠之学，精思独辟，恨其于佛录未一涉览焉。否则其发挥必更有进，可断言也。” ２５

    从浩如烟海的缥缃书卷中，遴选出一些经典性书籍，使人们一生有限的阅读得以集中精力达到最大的收益，这是许多读书人持之以恒的梦想。因为，读书的大众群体本能地渴望有一条便捷的道路来从学海苦读的困境中突围。张之洞在《书目答问》里面说过：“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２６

四、唯识经论典籍书目

    在我国佛教的八大宗派中间，各自都有依据经论，和其它宗派相比，唯识宗所依据的经论最多，共有“六经十一论”，并且义理又丰富深奥。虽然，唯识宗向来以难治著称，却影响很大。张曼涛教授在《唯识学概论》里面说到：

    在佛教宗派中影响我国思想界最深、最为出色的是唯识宗。现代中国几个可数的思想家如熊十力、梁漱溟、景昌极、梁启超、章太炎等，无不跟唯识学有很大的思想关连；即使是深受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而不以东方哲学为意的金岳霖、张东荪等也对唯识学深表崇意。２７

    唯识思想的体系比较复杂，不同时期，不同人物，不同人所翻译的唯识思想，都大不一样，这是个比较头痛的问题。比方说，弥勒菩萨的唯识思想和无著的唯识思想有差异；无著的唯识思想和世亲的唯识思想又不太一样。最明显的是“十大论师”了。２８

    唯识学典籍在中国翻译史上有菩提流支、真谛、玄奘法师的不同译本。因此，唯识学在中国历史上就有了地论时期的唯识思想，摄论时期的唯识思想，成唯识论时期的唯识思想，这样三个时期不同的唯识思想体系，三个时期的唯识思想各有所长。

    唯识学中，通常把玄奘法师以前翻译的经论称为“旧译”；把玄奘法师所翻译的经论称为“新译”。 在玄奘法师翻译的论典中，对中国曾经流传的唯识思想有很多批判，假如我们学习玄奘法师翻译的经论及窥基法师的注解，就可以了解到他们对“旧译”思想不同的看法。下面将自己所作的《唯识经论典籍书目》和法相唯识宗所依据的“六经十一论”的名称、出处及异译等问题列表说明，供大家在学习和研究中参考。

（一）、六经十一论简目

    唯识宗总取《华严经》、《解深密经》、《如来出现功德经》、《大乘阿毗达磨经》、《入楞伽经》、《厚严经》六经及《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大乘庄严经论》、《集量论》、《摄大乘论》、《十地经论》、《分别瑜伽论》、《观所缘缘论》、《唯识二十论》、《辩中边论》、《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十一论为主要所依，又特以《解深密经》及《成唯识论》为凭据，成一家思想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