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清百录》与隋炀帝杨广的关系

可 潜

　　内容提要：《国清百录》者，乃智者高足灌顶辑录与天台相关的文献凡一百零四条，冠以国清寺名而成。智者大师遗书，晋王杨广创寺；初名“天台”，后易“国清”。天台寺于何时动工创建、何时峻工落成？又因何缘何时易名为“国清寺”？《百录》的编撰不是一蹴而就的。杨广并非真正的佛教徒，而《百录》内容与杨广相关之文，竟达三分之二有余。以上种种，都值得我们深思。本文试从国清创建、《百录》内容和编排结构等方面进行探讨，旨在说明《国清百录》与隋炀帝杨广之间的相关联系。
　　关键词：隋炀帝 杨广 国清寺 灌顶 国清百录
　　作者可潜，中国佛学院2001级天台学研究生。
　　一、引言
　　《国清百录》是《百录》冠以寺名而成，以表《百录》隶属于寺，故欲言《百录》须从寺的始末说起。国清寺的创建乃是晋王杨广应智者大师所请，而为创建的伽蓝。初因山称，名为天台寺，后乃易名国清寺。天台寺的创建、落成和易名国清，在“国清寺的创建”中阐明。由此内容，可以粗略看出：当时因有杨广的力量，国清寺才得以创建，这也间接道出了杨广与《百录》的关系。
　　《国清百录》大约成书于大业初年（七世纪初），当时是否呈上由隋炀帝杨广过目？不清。但因当时的背景，编者不得不顾及与朝廷的关系而费苦心是可以肯定的。本文拟在叙述“百录的编撰”之后，论述其内容结构。为了一目了然，对百录的内容列表阐述。俾易了知概貌，并与杨广的多面关系。最后，作一相应的结语。
　　二、国清寺的创建
　　隋开皇十七年（597）冬十月，晋王杨广由京师回到自己所镇守之蕃地——扬州，即派遣了参军高孝信，入天台山迎请智者大师[1]，大师随使出山，行至石城寺（今新昌大佛寺），知命在此，不复前行。于是做好了一切善后事宜，并遗书与杨广，请其在天台山下创建伽蓝：
　　今天台顶寺（修禅寺），茅庵稍整。山下一处，非常之好，又更仰为立一伽蓝。始剪木位基，命弟子营立。不见寺成，冥目为恨！[2]
　　此前，智者大师曾亲自于该地标杙寺基，并拟定了殿堂式样、伽蓝规模，以及寺院整体规划图，留与晋王杨广审阅、参照[3]。另外，要求其赐立寺名，籍以获得官方的承认[4]；并乞废寺田作为天台寺（后为国清寺）的经济保障：
　　天台未有公额，愿乞一名。移荆州玉泉寺贯十僧，住天台寺。乞废寺田为天台基业。[5]
　　晋王杨广接到遣书后，“跪对修读，摧振于心”，即一一答应了大师之请求：
　　菩萨戒弟子总持，稽首和南：……遗旨以天台山下，遇得一处非常之好，垂为造寺。始得开剪林木，位置基阶。今遣司马王弘，创建伽蓝，一遵指画。寺须公额，并立嘉名，亦不违旨。佛陇头陀，并各仍旧。使移荆州玉泉十僧守天台者，今山内现前之众，多是渚宫之人，已皆约勒，不使张散，岂直十僧而已？所求废寺水田，以充基业，亦勒王弘，施肥良地。深蒙拥护，当年别资给行，送经一藏，依法为先师别供养，具钟幡香等，又施钱直，且充日费。……谨和南。开皇十八年（598）正月二十日。[6]
　　其在吊天台大众文中，说得更为深情：
　　正月二十九日，总持和南白：……自揆寡薄，无以申报，唯当敬依付嘱，不敢弭忘。应建伽蓝，指画区域。须达引绳，天宫即应，至金刚际，既有要道。当建缮造成，一遵本意。昔宣尼亡殁，弟子守墓三年，子贡之徒乃至六载，况乎方置精舍，永树福基？……今遣使人，于佛陇、峰顶，虔诚忏礼，修福建斋。具如愿文，略申鄙意。二僧今返，特此慰书。杨广白。十一月五日。[7]
　　由《王答遗旨文》中可知：晋王杨广派遣司马王弘入天台山创建“国清寺”，那么，司马王弘是何时入山建寺的呢？
　　因遗旨为灌顶、普明二僧使送呈晋王杨广，然后杨广遣司马王弘送灌顶等还天台山建功德愿文，并设千僧斋 [8] ，与此同时，创建国清寺。
　　王弘与灌顶、普明等一行，是隋开皇十八年（598）二月到达天台山的。此一问题，在《百录·天台山众谢启》上有记载：
　　天台沙门智越一众启：司马王弘至，僧使灌顶、普明还。奉正月二十九日教，赐垂慰问。……谨启。开皇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9]
　　那又是何时正式动工修建的呢？
　　据“张衡又宣敕云：师寺舍有穿漏欹斜不？对云：当起寺时，既是春初（“春初”应是正月，但王弘尚未到来。所以应作别释：即春季是一年四季之初），竹木并非时节，至今已有穿漏”[10]从这句话“别释”来看，大概为三月份开始动工。
　　寺院于智者大师没后第二年，即开皇十八年（598）初春三月开始修建，那么，何时方峻工落成呢？
　　当寺院峻工之时，天台山僧众即上表启禀皇太子杨广，以表感谢。《百录·天台众谢造寺成启》：
　　仁寿元年十月三日。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门智越一众启：伏闻：龙树迁化，天竺为立伽蓝；宝誌云亡，梁国盛修开善。良由菩萨本誓，互相显发，凡是声闻，但知称赞。……伏惟：尊师重道，爰缮伽蓝，建立之所甚得山相。先师尝言：其地必待良缘。追寻此记，弥会今日。即寺居五峰之内，夹两涧之流。堂殿华敝，房宇严秘。方之净土，用集神仙。成就已来，先师恒垂影迹。圣境虽遥，有感斯应。既兴塔庙，故现灵奇。……谨遣使灌顶、智璪，奉启谢闻。谨启。[11]
　　故知，“国清寺”落成于仁寿元年（601）十月初（或九月底）。虽说建寺之时，“班倕名匠，竞逞钩纶；庶民子来，成之不日。神明扶持，歘同涌现。”[12]，但自动工修建到峻工落成，掐头去尾，前后亦达三年半之久。
　　在上段文中，亦可知晓智者大师当时所选的“国清”寺址，在佛陇峰南下，天台县以北十里处。此处是个风水宝地，甚得山相：即五峰（八桂、灵禽、祥云、灵芝、暎霞）环抱之所，双溪回澜之处。[13]
　　此外，在柳顾言所撰的《天台国清寺智者禅师碑文》中亦有说到：
　　于佛陇之南，寻行寺域，便见五峰围绕，等耆阇之山，两溪夹泻，若缙云之涧。披榛开途，葺用茆茨。[14]
　　在如此绝妙、非常之地，应配何等殿堂房舍呢？即落成时规模如何？
　　《碑文》有曰：
　　驿使初讣，震动于宸心，爰捨净财，随申功德；邮传相望，创起塔庙。寺虽本地，其旧维新。琼宇绀堂，凭国灵，而摸忉利；鹫头狼迹，因寂默，而为道场。……背高就下，即嶨岳，而基殿堂，仰眩俯临；信玲珑，而胜画缋。多宝分座，俱受璎珞；天冠表刹，如连梵幢。金函玉牒，常敷讲肆；禅诵律仪，无违师法。其可谓：头陀之极地，弥陀之净方！与阿耨而常盈，同须弥之永固！暨乎，重光纂历天成地平。[15]
　　据此，当时寺院之宏伟规模可见一斑，如其所建的琼宇、绀堂，凭国神灵而造之寺可与须弥山顶之忉利天宫媲美。
　　《别传》亦有提及，“司马王弘，依图造寺，山寺秀丽，方之释宫。”[16]寺院落成时，山寺秀丽，其雄伟规模可比之以“释宫”。“释宫”是怎模样？《楼炭经·忉利天品》有曰：
　　须弥山上有忉利天，广长各三百二十万里，上有释提桓因，城郭名须陀延，广长各二百四十万里，七重壁，七重栏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树，周匝围绕。其堂下基纯以真金上覆琉璃。[17]
　　此虽为扩大了的比方之语，但亦可知当时寺貌之梗概。此后，杨广又曾在寺内多次设千僧斋，可见该寺当时规模之恢宏。
　　大师在时，曾“语弟子云：当成就陇南下寺，其堂殿基址，一依我图。”[18]杨广派遣司马王弘，创建伽蓝，一遵图指。就落成时寺院殿堂的规模气势、寺址的山相来看，推知智者大师在设计寺院规划图与选定寺址时，即有把“国清寺”作为天台宗根本道场的设想，真可谓高瞻远瞩、用心良苦！
　　作为天台宗的根本道场——祖庭国清寺，其创建于智者大师没后第二年。
　　晋王杨广所派遣创建“天台寺”的司马王弘，于隋开皇十八年（598）二月底到达天台山，初春三月即开始动工，至仁寿元年（601）十月初（或九月底）峻工落成，掐头去尾，正好是三年半。晋王于大业元年（605）九月即天子位（登基），作为皇帝（炀帝）所敕建的寺院，当然要更以相称的寺名，据“敕立国清寺名第八十七”和“表国清启第八十八”所记载的，因灵瑞之因缘而御赐“国清寺”之寺额。
　　大业元年九月，隋炀帝集扬州名僧，问之曰：“前为智者造寺，权因山称。经论之内，复有胜名。可各述所怀，朕自详择。”[19]对此，诸僧上表：“戒师有行者。圣表：寺为禅门、五净居。”其表未奏。会僧使智璪衔智者大师《行状》而来，闻听敕旨欲立寺名，不敢默然，遂即上启：“昔陈世，有定光禅师，德行难测，迁神已后，智者梦见其灵云：今欲造寺，未是其时。若三国为一家，有大力势人，当为禅师起寺。寺若成，国即清，必呼为国清寺。”[20]炀帝闻听此言，便敕云：“此是我先师之灵瑞。即用！即用！可取大牙殿牓，填以雌黄，书以大篆，付使人（卢政力）送安寺门。”[21]
　　大业元年十月二十九日，隋炀帝降敕：“此寺嘉应，事表先觉。既理由冥感，即号国清寺”[22]。于是，兼通事舍人卢政力受炀帝所遣，入山奉安寺额。卢政力到寺后，即宣敕：赐寺物，修治寺宇（筑四周土墙，造门屋五间）。十一月二十四日，国清寺寺众智越等奉谢启：国清寺立，含情众生，仰瞻寺额，即如悟道。今日智者忌辰，敕度四十九人，一日出家。又设千僧大斋，凡圣云集。[23]
　　就此来看，由最初的“天台寺”而改为“国清寺”，乃因“寺若成，国即清”之宿缘灵瑞，故“必呼为国清寺”。但是，此国清之告，在当时并非众人皆知，亦不曾盛传。否则，当弟子听闻智者大师说及此“国清之告”之时，弟子们却狐疑道：“此言杳温柔，孰当信者？”、“若无师在，岂能成办？”[24]、“尔时莫测所由？”[25]、“于时车书未一，不识何言。自尔以来，抱疑弗晓。”[26]、“三方鼎峙，车书未同，虽获冥期，悠悠何日？”[27]、“此处山涧险峙，有何缘力能得成寺？”[28]。若当时众人皆知此灵瑞，就不会有此等言语。
　　基于此，灵瑞之事虽有“不足信”[29]之嫌，但皆为事实。诚如灌顶在《别传》卷末，所说的“四验”矣！其文曰：
　　龛坟虽掩，妙迹常通。谨书十条，继于状末。其一、……司马王弘，依图造寺，山寺秀丽，方之释宫。创寺已后，即登春坊，故知皇太子寺基，此瑞验矣；王家造寺，斯又验矣；三国成一，斯又验矣；寺名国清，此又验矣；灵瑞殷勤，联翩四验，古今可以为例焉！[30]
　　如上所述，关于国清之瑞，《百录》中曾多处提及，在《别传》中亦有三处记载。为什么杨广会在大业元年，敕立国清寺名呢？其中有何深义？就此问题，本人还有一点不成熟的想法，试做解答，错误之处，乞方家指正。
　　就其改名国清之缘由，可见《碑文》：
　　以今大业元年九月，銮舆幸巡淮海，眺瞩江南，惆怅台岳，集扬州名僧，咸问之曰：“智者立寺，权因山名，宜各述所怀，朕当详择。”累日未奏。会寺僧智璪衔《状》而来，具条昔年光师“国清”之称。太史案此语，时代乃周建德之初，八表未同，三方鼎峙。今四十余年，圣证悬符，明时徵应。诏付著作，书之左史，仍敕皆籕（籀）篆，题寺门，即遣舍人送璪，并施基业，赴十一月二十四日先师忌斋。[31]
　　隋大业元年（605）九月，隋炀帝銮驾辇舆巡幸江都宫。时为国清寺住持的智越法师风闻此信，即书以《参启》，派遣智璪为僧使，奉启以闻，出山参贺[32]。九月十九日，僧使智璪到达楚州（江苏省淮安县）华林园（南京市东北），遂上了起居万福表、《参启》。杨广很有可能是见了天台寺众的《舆驾巡江都宫寺众参启》，触景生情，睹物思人，且巡幸淮海，眺瞩江南，遥视台岳，惆怅之心油然，遂而感慨不已，思绪万千：……今时朕已君临天下，想想与天台寺甚有宿缘。自建寺以后，即入主东宫；不到三年，又登极位。不敢说是天台寺的建成给自己带来了好运，但其是自已由晋王到皇太子，进而位极尊位，确是史实。如下图所示：

　　隋炀帝 赐名国清 大业元年（604）十月
　　今值天台寺落成三周年之际，而且下一个月，就是先师圆寂七年周忌，为人子弟，应该有所表示。忆起先师智者当年乞额之事“天台未有公额，愿乞一名”，公额者，乃为天子所赐之敕额。当初，名为“天台”，权因山称，现朕业已位极尊位，可了却先师之遗愿。故当另立嘉名，敕额寺名。况且，作为自己所敕建的寺院，当然要更名相称。立什么寺名好呢？所立之名，得仰仗佛门并大师的厚德，而体现自己的政治愿望、治国理想——清平盛世。……
　　于是，遂集扬州名僧，咸问之曰：前为智者造寺，权因山称，宜名述所怀，朕自详择。诸僧表“五净居寺”、“禅门寺”二名，累日不奏。恰逢寺僧智璪衔《行状》而来，具陈“寺若成，国即清，当呼为国清寺”之说，正合杨广的心意。因而他闻此，随即采用，敕曰：此是我先师之灵瑞，即用，即用！。故于大师周忌日，遣使入山周忌，送安寺额、敕度四十九人出家、修缮寺院等一系列纪念法会，以报师恩。
　　上段之设想，于《敕度四十九人》文中亦可得到证实：
　　朕巡省风俗，爰届江都，瞻望山川，载深劳想，故遣兼通事舍人卢政力往，指此不多。其使人卢政力到寺，宣敕赐物。大业元年十月二十九日，敕度四十九人出家。[33]
　　大师遗书与晋王杨广，杨广答遗书，并派遣司马王弘营建寺院，伽蓝落成，天台寺众表启以谢皇太子杨广，天台寺的改名由炀帝杨广提出，并自择赐额。作为天台宗的根本道场——国清寺，杨广创建。同时，国清寺也见证了杨广由晋王到皇太子又到即帝位（隋炀帝）的历史。因而，不妨说它是杨广为自己祝福的纪念工程。
　　正如池田鲁参所说的：“国清寺落成于仁寿元年（601），时晋王杨广已被册立为皇太子；而下赐“国清寺”之寺名，则在大业元年（605），这正是皇太子晋王即帝位的第二年。试着追寻此中的原因，不难知道，国清寺教团的运营，随着隋炀帝的极位而推至极点，作为祝贺纪念的一项工程，隐约模贯着一条的粗重的主旋律。”[34]
　　三、百录的编撰
　　关于《百录》的编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有关智者大师的遣迎信命、往复书简等相关材料最初乃是由沙门智寂收集整理的，但未及周备，而即身故，于是此项工作就停了下来。灌顶读了智寂的草底后，就继承了此项工作，进而追寻收集有关的原始资料[35]，并在其基础上，增续了一些如“诸经方法”等项目而完成其书，且合为一百条，冠以“国清寺”名，而称为《国清百录》。以此彰显先师之盛德，弘传天台于后世。庶几后昆，使知先祖之德善。他在序文中写道：
　　沙门智寂，编集先师遣迎信命，搜访未周而智寂身故，笔墨之功与气俱弃。余览其草本，续更撰次诸经方法等，合得一百条，呼为《国清百录》。贻示后昆，知盛德之在兹。[36]
　　据湛然《止观辅行搜要记》中所说，《百录》应有广略两本[37]。而且与现行流通本（《大正藏》46册所收者）有些不同之处，举例如下：
　　1、所收内容上有所出入（如古有今无者）。
　　《止观辅行》卷八之二载：
　　蒋吴毛者，谓蒋添文、吴明彻、毛喜，此陈朝要官。皆禀息法，脚气获除，具如《百录》。此等亲承智者大师，以禀法训，得事治之益。[38]
　　但是，现在的《百录》却看不到类似的记载，连蒋添文和吴明彻的人名都没出现，亦无有关受息法除脚气的记录。
　　另在《止观辅行》卷五之一言《百录》有云：
　　大师与吉藏书云：若有解无行，不能伏物；有行无解，外阙化他。[39]
　　但是，我们查阅现行的《百录》本，却亦找不到此等话语。
　　《百录》卷三有《答度人出家书第五十六》、《答放徒流书第五十七》、《答施物书第五十八》，既为答书，定有问卷在也。今缺？
　　在承和五年（838）的《入唐目录》亦有载：“天台大师答陈宣帝书 一卷”。[40]若有此项，灌顶在编撰百录时，肯定会收入其中，而在现行本里仅有陈宣帝宣敕（太建九年宣帝敕施物第九、陈宣帝敕留不许入天台第十）。
　　徐文明先生亦说：“……或许灌顶有仁寿四年奉吊文帝之丧的使命，然既为《百录》所不载，难于确定，亦或《百录》广略二本不同，今存之略本恰巧漏载了此事，因为文帝驾崩，天台肯定会派人入吊，今不言其事，当是漏脱。”[41]
　　如上所说，古有今无者大有所在。
　　2、卷数问题，原为五卷本，今则成四卷。
　　从文献资料来看，原来的《国清百录》应为五卷本。
　　《大唐内典录》卷五：“天台山国清寺百录”为“五卷本”[42]；日本最澄（767—822）《台州录》所载亦为 “天台山国清寺《百录》 五卷”[43]；遵式（964—1032）在入藏录中载：“《国清百录》 五卷”[44]；高丽义天（1055—1101）带到高丽的亦为“五卷本”，在《义天录》卷三海东有本见行录下载：“《国清百录》 五卷”[45]；志磐在《佛祖统纪》中所载的 “《国清百录》”亦为“五卷”[46]；永超集《东域传灯目录》[47]、《天台宗章疏录》[48]亦都载的“五卷”。
　　以上各种典录所载的《国清百录》，都是“五卷本”，而到了明末清初智旭（1599—1655）时，却成了“四卷本”。
　　智旭于其1654年所撰的《阅藏知津》中记载：
　　《国清百录》四卷 南起北弊，门人灌顶纂。卷第一、二：立制法第一、敬礼法第二，乃至王重请书第五十。卷第三、四：王谢义疏书第五十一，乃至论放生书第一百。后有戒应题，有严序，及新添智者大禅师年谱事迹。[49]
　　此中所载的四卷本《国清百录》，收录有严序、戒应题后序和智者大师的年谱事迹，自卷一的立制法第一始，到卷二的王重请书第五十止，卷三的王谢义疏书第五十一起，到的最后的论放生书终。已接近现今《大正藏》所收的四卷本。
　　以前《百录》为“五卷”，而今现行本则为“四卷”。那么，何时由“五卷”变成“四卷”的呢？ 日人池田鲁参根据有严序、题百录后序及不同版本藏经等资料，以为或许是由南宋思溪资福寺版大藏经入藏本开始，或者是由戒应的印刻本为始，而变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四卷本。[50]
　　3、所收条目：百条、百四条，孰是孰非。
　　近人潘桂明先生说，百录者，整数取名，实为一百零四条，乃至更多。[51]此说仍可商榷。灌顶在该书序中说道：“合得一百条，呼为《国清百录》”。[52]湛然在《止观辅行》中，亦有相同记载：“言《百录》者，大师在世，未有此指，大师灭后，章安等集师事迹，都有百条，故云《百录》。”[53] 宋代智圆（976—1022）在其《垂裕记》中也道：“国清，寺名也。百录者，章安录大师在日立制轨仪、帝王诏敕、卿相书启等，凡一百条，集成五卷，因寺标名，故称‘国清百录’。” [54]有严（1021—1101）在《国清百录序》中亦写道：“其（智者大师）所谈教法外余事委积，章安尊者撮其可录者凡一百条，以‘国清’为目。”[55]可见，迄宋为止，各种文献都是明记一百条整，直到明末清初智旭在《阅藏知津》中虽然所记卷数不同原先，而成为四，但仍明确写着“论放生书第一百”[56]。表明一百零四条的形成还在此后。
　　《百录》有广略两本，既有广略之分，顶师所作原本收一百条，为五卷广本。宋后不知何因变为四卷本，明清之后成收有“一百零四条”的现行本了。
　　尽管原本的《百录》与现行流通本有种种出入，现在，我们只能依据现行本的内容进行分析说明问题。
　　在《国清百录》所收的104条中，就时间来看：最早的，是陈太建七年（575）四月一日《陈宣帝敕留不许入天台第八》；最晚的，是隋大业三年（607）二月二十七日《口敕施幡第九十二》。据此，《百录》的编撰可能就这在这一年完成的。
　　徐文明亦有相同说法，他在《章安灌顶大师与隋炀帝的恩怨》一文中说道：
　　据《玄义》，灌顶于大业年间又曾因日严诤论召入咸阳，何事诤论，始于何时，皆为史书所不载。按《百录》所记最后之事为“口敕施幡第九十二”，记智璪于大业三年（607）二月二十七日引入殿内辞行，口敕施幡一千二十五张，其后之事则不载，这一方面表明《百录》编成的时间可能是在此年，另一方面也暗示灌顶因诤论追入咸阳就发生在其年以后，因为此后灌顶历经磨难，无暇再编撰《百录》了。[57]
　　但是，完成时间与编撰时间是有区别的，编撰时间应含有编撰过程，即什么时候开始？到何时完成？那《百录》的编撰时间又是怎样呢？
　　《百录》是作为《别传》的“别本”而存在的，两者乃是互补性的材料，如《别传》状末所收十条之第一条中说到“王后答遗旨文、功德疏、慰山众文，并在别本”。此中“答遗旨文”，即为《百录》中的“王答遣旨文第六十六”（隋开皇十八年（598）正月二十日）；“功德疏”即为《百录》中的“王遣使入天台建功德愿文第六十七”（隋开皇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慰山众文”，即是“王吊大众文第六十八”（为隋开皇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可知，《别传》所说的“别本”，即指《国清百录》。
　　《别传》的跋文中载：
　　灌顶多幸，谬逢嘉运，滥齿轮下，十有三年，戴天履地，不测高深。以开皇二十一年，遇见开府柳顾言，赐访智者俗家桑梓、入道缘由，皆不能识。克心自责，微知醒悟。仍问远祖于故老，即询受业于先达，瓦官前事，或亲承音旨，天台后瑞，随分忆持。然深禅博慧，妙本灵迹，皆非浅短能知。但恋慕玄风，无所宗仰，辄编闻见，若奉慈颜，披寻首轴，涕泗俱下，谨状。[58]
　　可知，《别传》于隋开皇二十一年（仁寿元年·601）遇见开府柳顾言后即开始编述，作为互补性资料的《百录》，大概也在那时着手的。
　　《别传》的完成，《行状》是卢政力自天台山带回给炀帝的，大业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卢政力尚在天台，见《国清寺众谢启第九十》，可知此《行状》在大业元年十一月后不久就拿给炀帝了，成书应在此前。甚至还可上推至是年的九月前[59]。
　　综上所述，可以推定，《百录》的编集工作，是智者大师没后四年即开皇二十一年（601）前后开始的，历时六年，于大业三年（607）前后完成。[60]
　　灌顶在编撰百录时，由于当时朝廷的背景，就不得不在所收内容、编排次第以及命名等，都得苦费一番心机。以下就《百录》的内容结构进行粗略论述。
　　四、百录的内容结构
　　如上所说，《国清百录》在大业三年左右完成，杨广正在帝位，当时是否曾经报他过目，可编者总得费心考虑与朝廷的关系。宋·净梵《题百录后序》说：
　　智者道传三观，存乎一家之书；而德化两朝，章安纪诸《百录》。观其始立制法，以肃内众；中形书疏，以动王臣；后论放生，以安昆虫之类。昭昭乎广大之化，粲如日星。[61]
　　此处“始立制法，以肃内众”，是指录首智者大师为台僧决定的规制和修法，表明台僧于二六时中，在在处处，必须自律极严，精进修道，一丝不苟，言行处世，一板三眼；《百录》将它排在卷端，既是让台僧重视奉行，也是给朝廷了知：台僧的高风亮节、无愧法门。
　　根据现行本，《百录》有104条，现列表如下：
　　《国清百录》内容结构一览表：

《国清百录》内容结构一览表：

 

百录	题目	作者	对象（称呼）	时间	备注
卷一
1、	立制法（并序）	智者	天台山众		十条制约
2、	敬礼法（并序）	智者	＂＂
3、	普礼法	智者	＂＂		恭敬咒愿等悉如前
4、	请观世音忏法	智者	＂＂		直录其事，观慧别出余文
5、	金光明忏法	智者	＂＂		直录其事，观慧别出余文
6、	方等忏法	智者	＂＂		略出五意，观慧出余文
7、	训知事人	智者	＂＂
8、	陈宣帝敕留不许入天台	陈宣帝敕	智顗禅师	陈太建七年（575）四月一日
9、	太建九年宣帝敕施物	陈宣帝	智顗禅师	太建九年（577）二月六日
10、	太建十年宣帝敕给寺名	宣帝	智顗禅师	太建十年（578）五月一日
11、	至德三年陈少主敕迎	陈后主叔宝	顗禅师	至德三年（585）	凡五敕
12、	至开阳门舍人陈建宗等宣少主口敕	陈后主叔宝	禅师	至德三年（585）至祯明元年（587）	凡十二敕
卷二
13、	少主后沈手令书	少主后沈氏（海慧）	妙觉和尚（智顗）	至德四年（586）三月十二日
14、	少主皇太子请戒疏	少主皇太子渊	和尚	至德四年（586）正月十三日
15、	陈永阳王手自书	陈伯智			凡三书
16、	永阳王解讲疏	陈伯智	天台顗阇梨
17、	永阳王手书属真观惠裴二法师	永阳王陈伯智	（天台）阇梨
18、	陈义同公沈君理请疏	沈君理	和尚		请讲法华疏
19、	陈左仆射徐陵书	徐陵	智者禅师？		三纸并愿书
20、	陈吏部尚书毛喜书	毛喜	智顗大师		凡五书
21、	天台山修禅寺智顗禅师放生碑文	徐孝克	智顗禅师	陈后主至德三年（585）
22、	隋高祖文皇帝敕书	隋文帝杨坚	智顗禅师	开皇十年（590）正月十六日
23、	秦孝王书	杨俊	法师、禅师		凡二书
24、	晋王初迎书	杨广（晋王）	智顗法师
25、	王治禅众寺书	杨广（晋王）
26、	王受菩萨戒疏	杨广（晋王）	智者	开皇十一年（591）十一月二十三日
27、	王谢书	杨广（晋王）
28、	王参书	杨广（晋王）	阇梨智者
29、	王请留书	杨广（晋王）	智者	二月二十八日前
30、	王重留书	杨广（晋王）		三月一日
31、	王许行书	杨广（晋王）
32、	蒋州僧论毁寺书	慧文、法令、智胜等	智者禅师转晋王杨广	开皇十二年（592）二月八日
33、	述蒋州僧书	智者大师	杨广（晋王）	开皇十二年三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