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俳句及东方诗学辑谈

纯一

　　俳句是日本诗的一种形式，一种以短诗面目出现的歌咏形式，其创作受中国诗歌的影响显而易见。
　　俳句有十七音，分为五、七、五三节，由于一个词往往就占去两三个音，其短小拥挤便可想而知了，甚至超过了中国词中最小的小令《十六字令》。
　　由于形式所限，俳人们不得不一再压缩词量，结果必然只能是用堆砌形象来完成创作。正巧这构成了庞德所欣赏的“意像并置”。正如一位意像派诗人阿丁顿(RichardA1dinston)概括道：“我们表达情感的方法，是不加说明地呈现出情感流露时的对象及情境……。我们让景物来表达情感。”让景物自然呈现，让读者自己思辨，无疑是俳人也是庞德们都追求的理想。
　　有趣的是，日本其他艺术家也对类似的创作方式情有独钟，日本有一个画派，讲究缺笔，往往在画面上留下大片大片空白，造成空灵之感，给人以思考，也聊备一格，堪称画坛俳句。
　　要说汉语诗歌，当然为世界文学中一绝，其高人一筹处在于其一诗一事，不枝不蔓，貌似短小精悍却不失饱满厚实，游刃有余。事物的发展往往走向极端，到了俳句，不但多余的“枝蔓”没有了，连主干的完整性也受到了威胁，这种所谓的禅意，难道真是祖师西来的本意?
　　大名鼎鼎的松尾芭蕉名作：
　　今秋已十霜
　　却指江户是家乡
　　毋需多言便可知，其立意与唐人贾岛之《渡桑干》：“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又渡桑于水，却指并州是故乡。”渊源至深，甚至可以说是贾岛诗的缩写——只不过中国地名“并州”被改换成了日本地名“江户”罢了。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俳人在创作时总是自然而然地运用汉诗的素材，意境或手法。以至于有人认为排句是汉诗在日本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一种异体。
　　俳句的内在精神无疑即是禅的精神——日本人广为认同的一种中国佛教的精神，且看松尾芭蕉又一名作：

　　古池也蛙飞二年の
　　水の音。

　　(有人译为“古池塘，青蛙入水发清响”。姑存之)
　　句中先是勾画了空灵静寂的氛围，然而青蛙人水的一刹那间，响声打破了些许平衡，寂寞无奈的俳人一下子似有所悟，心境大开，禅意便在其中了。
　　这一瞬间感悟的捕捉与措摩，与唐朝智闲样师开悟的公案颇有契合，《景德传灯灵》载：

　　(智闲)“一日因山中芟除草木，以瓦砾击竹声，俄失笑间，廓然惺悟。”

　　竹声与水声，同样用来敲开心智的门户，而后豁然开朗，顿悟禅理，其意旨之接近，是不言而喻的。
　　难怪大多日本人都相信非但俳句中有禅，禅更充满于整个日本社会，是日本这个民族所共有，川端康成说：“要使人觉得一朵花比一百朵花更美。”又说：“虽然歌颂的是花，但实际上并不觉得它是花；尽管咏月，实际上也不认为它是月。”所以他创作《古都》时，尽可能删削壮美景观，用以体现景物的“孤寂之美”即所谓日本禅的境界。
　　在日本文化中，不仅文学绘画如此，其他方面莫不如此，15世纪日本花道插花名家池坊专应“口传”：“仅以点滴之水，咫尺之树，表现江山万里景色，瞬息呈现千变万化之佳兴，正所谓仙家妙术也。”这里的仙家妙术，无非也是禅的妙术罢了。
　　日本茶道的翘楚千利休创立了“住数奇”茶道，他曾以下面这首诗歌，说明他建造茶屋——“数寄屋”的理念：

　　一眼望去
　　没有花朵
　　没有着色的叶于。
　　海滩上坐落着
　　一椽孤寂的茅屋
　　在秋夜蒙胧的
　　微光下
　　(转译自：Kakuzo okakura，The Book Of Tea，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

　　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曾比较过东西方两位大诗人松尾芭蕉和丁尼生(A．Tennyson)写的同一题材的诗：

　　“当我细细看
　　啊，一朵养花
　　开在篱墙边!”
　　——松尾芭蕉

　　墙缝中的花
　　我把你从缝中拔下
　　一一连根带花
　　握在手中
　　小花呵——如果我能了解
　　你是什么，连根带花
　　就能知道神是什么，人是什么。
　　——丁尼生

　　不难看出，—L述两诗的对比是十分明显的，芭蕉在偶然散步中看到了一朵开在墙角的养花，为她的美所陶醉，不禁发出了赞叹。但他的欣赏活动就到此为止，他对自然造物采取的态度是纯艺术性的“不求甚解”的态度。但是，丁尼生就不是这样，他像科学家一样刨根究底：先把它连根带花拔下，再拿在手中细细观察，就像一位生物学家采集标本，他的活动是分析性的、智性的，他想通过这朵花来了解上帝是什么，人是什么，这是典型的西方行为。在这种行为中，丁尼生和花是对立的，他是主体，花是客体，主体必须把客体征服，才能满足他的wonder心理，但芭蕉和花是融合的，就像中国的陶渊明一样。陶渊明也有一首写花的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虽然采了花，但并没有想到对她进行条分缕析，他和花的关系，全融合在一种不可言说的交感状态中。芭蕉和陶渊明着重在当下直接的欣赏过程，但丁尼生出于wnder心理，却非找到结果不可。
　　这样，我们看到，在泛科学型
　　文化生态环境中形成的主体性格，是以主客对立为世界观，条分缕析为思维方式，无限求索为终极目标的。我们以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为典型，进一步分析这种人文性格特征。
　　禅宗提倡“本心即佛”，解脱一切外在的羁绊，既不讲苦行，也不论坐禅，更不要读经，而是提倡一种只要尊重自己的心就行的适意人生哲学。《五灯会元》卷四载：“雪峰因入山采得一枝木，其形似蛇，于背上题曰‘本白天然，不假雕琢。’寄与师，师曰：‘本色住由人，且无刀斧痕。”’文中的“师”，指大安禅师。禅宗和尚及中国士大大这种追求自然的生活情绪，在大自然中陶冶禅性与这种“本心即佛”、追求自我精神解脱的样亲理念不无关系。
　　在自然中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与从自然中看破人生的态度不同，是将自然作为精神复归之所。“从自然之中寻求解脱”的精神，亦成为日本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永三郎在他的力作《日本思想史中宗教自然观的展开》中提出：“自然之所以能发挥解消人生痛苦的巨大力量，只能在于完全拥有自然美的绝大魅惑，与人生痛苦相比，保持有绝对压倒的优势。恰似弥陀的弘誓，可以击破所有罪障，将浊世的庶类引导向光明的大海一样。因此，这种绝对的魅力既无条件地吸引着人们，有时又惹得人们想脱离它而不成，反之为这自然美所魅惑，更加妄执，酿出一种奇妙的矛盾来”
　　然而究竟说来，诗的灵感也即是禅的顿悟。可以说，纯粹的诗歌境界就是禅的真如境界。——这里当然有着任运自然的庄玄精神，但又何尝不充斥着禅家标榜的“无念”、“无相”、“无住”的思维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