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典籍编目与检索

圆持

　　佛教典籍于数量上可谓浩翰，于历史上可谓悠久。之所以佛教流传有序，除了其真理性外，与典籍分类编目条理清晰是分不开的。概括起来说，佛典的编目是为了检索的方便，而检索是为了学习和研究的方便，甚至可以说佛典的编目与检索是一件事物的两面。所以，在此主要讲一下佛典编目的有关知识。
　　佛教典籍的编目堪称为一门学问，不是一时半时能讲透彻的，在此只能讲个梗概，下面就从五个方面来对它进行探索：一、佛教于印度的创立与早期发展的佛经编目；二、佛教传人中国后的经典翻译与编日；三、历代汉文《大藏经》的刊刻；四、近现代佛典的编目；五、今后佛典编目的展望。

　　一、佛教于印度创立

　　与早期发展的佛经编目
　　“佛教于印度创立与发展早期”是指释迦牟尼住世说法，以及佛涅磐后四次大型的佛经结集活动这一段时期。在当时虽没有单独的佛典编目之说或凭据流传下来，一般学者也没有从编目学上关注这方面有关的情况，但事实说明，当时的佛典是有编目的。这个问题又可分作两点来讲：
　　1．佛教于产生的过程中即有编目。于佛教历史上通常认为释迦牟尼佛首先讲了《阿含经》，该部经又分为四部，即《增一阿含》、《中阿含》、《长阿含》、《杂阿含》。其中《增一阿含经》有五十一卷，集中了佛教对有关修学和相关问题具有数量化意义的经典。《长阿含经》二十二卷，集中了篇幅较长的经典。《中阿含经》六十卷，集中了篇幅不长不短的经典。《杂阿含经》五十卷，汇集混杂了上述三种相关内容的经典。这四种《阿含经》分别有数量不等的经典组成。从现在的编目学上来说，《阿含经》是一级类目，四种《阿含》又可分别为四个二级类目，而任何一种《阿含》中的经典又可复分为“目”或叫“子目”。如《长阿含经》中的《善生经》即可称之为“目”或“子目”。
　　又如《六度集经》，该经分别以事例的方式讲述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的道理。其中每一度又以若干经典组成，如“布施度”由“二十五章”(经)组成。该经在《大正藏》中届“本缘部”，如以“本缘部”为一级类目，《六度集经》则为二级类目，而每度中的“章”(经)又可再分目。
　　通过上述两部佛经的例子可以说明，当时佛陀阐释经典时即已有编目的事实了。
　　再举一例，《金刚经》是大家众所周知的，该经中说“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从整个《经藏》来看长短不等的佛经都有其名，而其名称在释迦牟尼讲的过程中大都已确定好了，这种现象即是一种编目现象。
　　2．释迦牟尼涅磐后的经典结集编目。
　　为了佛法的流传有序和思想认识上的统一，佛教于印度的发展早期，曾先后对经典进行了四次结集。第一次在佛圆寂之年于王舍城七叶窟；第二次在佛圆寂一百年于毗舍离城；第三次在佛圆寂后二百年于波吒利弗城；第四次在佛圆寂四百—五百年于迦湿弥罗城。
　　每次佛经的结集皆以“经律论三藏”为核心，而“经律论”三藏本身即是类目了。从总体上来说，“佛教”属于一级类目，“经律论三藏”属于二级类目，而“三藏”中任何一藏又可分为三级类目，其经藏中《阿含》、《宝积》等可分为四级类目，若再细分《阿含》等经中的个经即属目了。
　　除上述两个方面的情况外，若从整个于印度翻译过来的经典来看，其分类明确条理清晰，无不反映出佛教与印度产生之初和发展的早期已有较完善的目录了。

　　二、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经典编目

　　佛教传人中国并有经典翻译的确凿历史依据是《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裴松之注所引《魏略·西戎传》的有关记载，传中说：“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这一资料表明，在西汉末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佛教经典就传人我国的中原了。到了东汉初的汉明帝时(公元58—75年)，汉明帝派使臣蔡”、秦景等使臣往天竺寻访佛法，请到了摄摩腾与竺法兰到洛阳并翻译出了《四十二章经》。
　　佛教于西汉传人迄至魏晋，印度和西域(新疆)到中国弘法译经者达到了一个高潮，如东汉晚期的安士高、支娄迦谶、严佛调等译师。其中安士高一人即译经“三十四部凡四十卷”。又如三国时的支谦、康僧会。其中支谦译经“三十六部四十八卷”。康僧会译经七部，其中《六度集经》八卷流传至今。到了西晋与东晋时佛经翻译更是蔚然成风，其中著名的译师有竺法护、帛法祖、鸠摩罗什等人。其中竺法护所译经典据《出三藏记集》所载有“一百五十四部合三百九卷。”鸠摩罗什译经“三十九部，三一三卷”。经过南北朝到隋唐，在诸译经师的努力下，印度的佛教典籍较为完善地被译成了汉文。其中唐朝玄奘法师主持译的经典就达75部1335卷。
　　随着佛教大量经典的翻译，对经典目录的整理也就应运产生了。有史可查的第一个佛经目录的整理者是东晋时的道安法师。在梁代僧佑所著《出三藏记集》“序”中记载说：

　　昔安法师以鸿才渊鉴，爰撰

　　经录，订正闻见，炳然区分。同书卷15“道安法师传”中说：

　　自汉暨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记，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铨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

　　迄至隋朝费长房所撰《历代三宝记》中对其以前各家所作的经典目录统计为30种之多。
　　到了唐代不但经典的翻译趋于完备，而且在佛典编目上也达到了一个高度，其中有影响的经录有3种：1．《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录》，收录经典达2219部6994卷；2．《大唐内典录》，由道宣辑撰，收入经典总计2232部7000卷；3．《开元释教录》，由释智升编撰，收录经典计2278部7046卷。该录编纂的体例是经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部目录。其“有译有本录”提出了汉文佛教大藏经迄今最为完善的分类法；规定了汉文佛教大藏经所录经典先后排列的位次；又为书写后的经本包装和排架作出了规定。进而，在“入藏录”中又为每种经本的抄写规定了纸数，从而使经文的抄写有了固定格式，使整部藏经有了定式，这就为真正意义上的汉文佛教大藏经创造了前提条件。因此，可以说《开元释教录》的编定，完成了从一般经录到汉文佛教大藏经目录编辑的历史过程，以其为依据而产生了唐代的写本大藏经和宋初刻本大藏经的问世。

　　三、历代大藏经的刊刻

　　在此所涉及的大藏经是指以汉文为载体的大藏经，此外，藏、蒙、满三种民族文字的大藏经在历史上都曾形成并保存或流行至今，但在汉民族地区研究的人较少。我会图书文物室和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收藏的有藏文大藏经经刻印本有数套，因缺少有关语言的通达，就本人而言谈不上什么了解，故在此不作介绍。本节又可分为两个方面：
　　1.手书大藏经。翻译佛经到编目，通过编目以促进佛经的流传有序。自南北朝始，官写一切经就已成为一种时尚。在南齐时，魏收所撰《齐三部一切经愿文》中记载，在当时即有官写一切经三部。依据有关记载，梁代、北周和隋、唐朝都出现过众多的官写藏经。就唐朝而言，据《静泰录》的序文及注文中就有三次官写“一切经”的记载。(1)“贞观九年(635年)四月奉敕苑内写一切经”；(2)“龙朔三年(663年)正月二十二日，敕令于敬爱道场写一切经典”；(3)“显庆年际(656年)，西明寺成御造藏经”。
　　2.刻印大藏经。除南北朝至唐朝手写《一切经》外，称为“藏经”或“大藏经”的刻印本是从宋朝开始的。
　　汉文大藏经于历史上产生影响或流传至今的大约有18种：
　　1．《房山石经》(隋一明，石刻本，私版)
　　2．《开宝藏》(北宋官版)
　　3．《崇宁藏》(北宋私版)
　　4．《毗卢藏》(北宋一南宋，私版)
　　5.《圆觉藏》(北宋一南宋，私版)
　　6.《资福藏》(南宋私版)
　　7．《碛砂藏》(南宋一元，私刻)
　　8．《赵城藏》(金代私版，元代补雕)
　　9.《普宁藏》(元代私版)
　　10.《洪武南藏》(明代官版)
　　11．《永乐南藏》(明代官版)
　　12.《永乐北藏》(明代官版)
　　13.《嘉兴藏》(明一清，私版)
　　14.《万历藏》(明一清，私版)
　　l5.《乾隆大藏经》(清官版)
　　16.《频伽藏》(清末一民国初年，私版，排印版)
　　17.《普慧藏》(民国私版，排印版)
　　l8.《中华大藏经》(现代,排印版)
　　除上述中国汉文佛教大藏经外，在中国之外还有四种较有影响的汉文大藏经。
　　l.《高丽藏》(高丽官版)
　　2．《弘教藏》(日本明治年间，私版，排印版，1880-1885)
　　3．《续藏》(日本明治一大正，私版，排印版本，1905-1912)
　　4．《大正藏》(日本大正一昭和，私版，排印本，1924-1934)
　　中国汉文大藏经先有编目而后修藏。编目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序列的代号，古代没有阿拉伯字母，自南北朝手写大藏经开始即采用于千字文为代号的排列法，这种方法一直影响到近代。不论中国汉文大藏经还是日、韩、汉文大藏经，于历史上固然都发挥了应有的价值与作用，但从现在的流行数量和实用价值上还得首推《大正藏》。这是因为，除了《大正藏》收录的历代经典丰富全面外，其现代意义的断句和标点更适合于阅读和研究。
　　《大正藏》共100册，收录汉文佛教典籍，包括图像、总目录，总计3493部，13520卷。其中收录传统的中国历代汉文佛教大藏经内容计55册(1-55卷)，属于正藏部分；日本佛教著述29册(56-84卷)、敦煌写经及其他新发现的古佚佛典1册(称“古逸部”、“疑似部”，85卷)，属于续藏部分)；图像12册(又称“图像部”)；《昭和法宝总目录》3册。
　　《大正藏》在目录的编排、收录的内容、校勘以及索引的编制上都有许多创新的成就，堪称为一种全新的汉文佛教大藏经版本。对《大正藏》的分类与编排的情况在此也顺便介绍一下，《大正藏》除“图像部”和“总目录”外，将由梵文翻译为汉文的佛教典籍分为16个部类：1．阿含部、2．本缘部、3．般若部、4．法华部、5．华严部、6．宝积部、7．涅磐部、8．大集部、9．经集部、10密教部、11.律部、12.释经论部、13.毗昙部、14中观部、15瑜伽部、16论集部；将中国佛教人士的著述(包括个别高丽、日本僧人的著述)分为10个部类：1.经疏部、2．律疏部、3.论疏部、4.诸宗部、5.史传部、6．事汇部、7．外教部、8.目录部、9．古逸部、10.疑似部；将日本佛教著述分为5个部类，1．续经疏部、2．续律疏部、3．续论疏部、4.续诸宗部、5.悉昙部。以上总计31个部类。《大正藏》这种分类法，改写了汉文佛教大藏经分类编排的历史传统，不再区分大乘和小乘，而是将佛教典籍的编排，依其产生和流传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序，以“阿含部”为首；次列以叙说佛传为主要内容的“本缘部”；之后则以经、律、论及中国佛教撰述、日本佛教撰述的顺序汇集各类典籍。这种分类法在历代佛教经录及大藏经目录中没有可供参考的依据，对检索来说也十分方便，属于独创的一种全新的分类法。
　　综观历朝历代的大藏经编纂与刊行，不论是官刻，还是私刻，不论是中国的还是日、韩的，其所具有的重大价值及作用，若与印度佛教历史上的四次结集相比，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换一种说法，则大藏经的编纂刊行即是佛经的结集活动。从文化的角度上讲，中国以及日、韩等国的大藏经编纂刊行，对整合与推动本国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都具有不可取代的重大意义。

　　四、近现代佛典的编目

　　在佛典的编目中大藏经的编目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相对比较集中和简单。相比之下，大藏经之外的各种佛教典籍种类繁多，在编目工作上则更加困难。
　　单就近现代大藏经的目录编纂而言，作为《大正藏》组成部分的《昭和法宝总目录》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它囊括了中国、高丽、日本三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各种藏经目录，对佛经的检索具有很好的帮助。
　　《昭和法宝总目录》共3卷。第一卷收录了《大正新修大藏经总目录》、《大正新修大藏经一览》、《大正新修大藏经勘同目录》、《大正新修大藏经著译目录》(附印度诸论师著作目录)、《大正新修大藏经索引目录》及其他15种日本各图书馆、寺院收藏的大藏经的目录，如《宫内省图书寮一切经目录》、《东寺经藏一切经目录》、《南禅寺经藏一切经目录》、《正仓院御物圣语藏一切经目录》等，其中值得重视的有《资福藏》的目录、《碛砂藏》的目录、《敦煌本古逸经论章疏并古写经目录》等。第二卷收录了18种目录，包括《高丽藏》的目录、《至元录》、《普宁藏》的目录、明《北藏目录》、《龙藏》目录、明《南藏目录》、《藏版经直画一目录》(《嘉兴藏》目录)、日本编刊的《天海藏》、《缩刻大藏经》、《黄檗藏》、《万字藏》、《大日本续藏经》的目录及大藏经提要著作《大藏经纲目指要录》等。第三卷收录了39部目录索引，其中有《续大正新修大藏经总目录》、《大正新修大藏经全览》、《续大正新修大藏经勘同目录》等5种《大正藏》续藏的目录索引、《大日本佛教全书总目录》、《湖州思溪圆觉禅院新雕大藏经目录》、《福州东禅大藏经目录》(《崇宁藏》)、《禅林寺入藏目录》等日本各大寺院收藏目录及《阅藏知津》、《大藏一览集》、《大藏榻本考》、《御制大藏经序跋集》等。
　　综观《昭和法宝总目录》3卷的内容，可以说这是《大正藏》编修中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它们是《大正藏》编修者们十余年心血的结晶；《大正藏》一切重要的成就都集中地体现在这3卷目录中。其中以《勘同目录》最为重要。这部目录依《大正藏》收经的顺序，逐次著录了每一种经集的名称、卷数、日文、梵文、巴黎、藏文的译音、经名的别称或略称、译著者及译著年代、在各版大藏中的函号、底本、校本、品名或内容细目、异译、注疏及各种传本等。从《勘同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大正藏》编者们收集整理及研究佛典的用功之深，也反映了《大正藏》编辑的全过程。《勘同目录》是一种检索汉文佛典的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工具书，也是一部编修《大正藏》的不朽的历史记录。《总目录》的其他内容我们在这里不再详加介绍，但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些目录索引中的每一种都是佛教研究的珍贵资料。
　　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由上海居士林编纂出了《五种大藏经目录》，对《碛砂藏}、《频伽藏》、《龙藏》、《大正藏》、《续藏》等藏经的目录索引作了汇集，尤其在检索方面十分方便。
　　除上述大藏经目录外，适宜于佛教图：6馆建设的图书分类编目法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等社会型图书馆分类法中都没有详细的加以制定。于《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只在“B哲学”一级类目下所建立的二级类目“B9无神论、宗教”下辖的第四个三级类目中列"B94佛教”。因其过于简约，尚不能成为指导佛教图书分类的最佳依据，在大陆至今尚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图书分类法。
　　台湾李世杰先生于1962年编著的《佛教图书分类法》，迄今为台湾有关佛教图书馆所采用。台湾嘉义县香光尼众佛学院图书馆，受台湾一些有关单位的委托，主持制定了新的佛教图书分类法，名称叫作《佛教图书分类法·1996年版》，已于同年由香光书乡出版社出版。
　　北京的白化文先生，依据《佛教图书分类法·1996年版》为基础进行了修订，名称为《佛教图书分类法》，于2001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该《分类法》将佛教典籍分作8个一级类目，790个二级类目，是至今最为权威的一部《佛教图书分类法》。另外，中华书局于1997年出版的，由童玮先生主编的《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对检索有关大藏经来说，是很难得的一部书。

　　五、今后佛典编目的展望

　　在世界各地流行佛教信仰的国家，都有丰富的佛教文献典籍的流传，对其相关的研究不论于教内还是在国内外都已蔚然成风。特别是在佛教哲学内涵的影响下，欧美等非传统佛教信仰的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社会人士加入到佛教研究甚至信仰的行列中来了。
　　中国作为佛教的第二个故乡，有关佛教文献典籍在教内外尚很丰富，其存量堪称世界第一。就教内所保存的文献典籍而言，因为欠缺整理，以及各地寺院相关的图书管理没有建立起交流的机制，所以尚不清楚其数量和内容的数据，至于制定一个统一的目录也就更无从谈起了。另外，现在国内外每年新出版的各种佛教书籍非常多，但我会有组织的采购与征集的很少，这既不利于图书的积累，也不利于今后的研究、教育及弘法工作。传统的文献典籍必须整理建立目录，但新的图书同样应该收录，建立目录，最终要达到无所遗漏的标准。因此，我提出“有书有录”的编目观念。
　　为了适应信息化时代的佛教发展需要，尽快将全国各地的寺院以及佛教相关机构中的文献典籍进行彻底普查并编制目录，已是件非常迫切的大事。其关系着佛教自身的教育和研究水平；关系着佛教对社会有关学术界及教育界的影响；关系着佛教在继承中华民族精神文化方面的潜力发挥；关系着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因此，中国佛教协会非常有必要通过整合并整理好自身以及全国佛教的图书资源，构建一部完善的开放的佛教目录。